当微博和朋友圈被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辞职感言刷屏时,同样走出体制的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选择了低调和沉默。这个原本仕途明朗的厅官为何突然挂印而去?梅永红的同学提供了一条线索:他曾在朋友圈转发一篇题为《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的文章,或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为自己的离开埋下了伏笔。

　　我们不知道是哪句话引起了梅永红的共鸣,但那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确实颇有道理。比如文章说,为什么常见到一些体制内的人吐槽,却不见他们辞职,是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已经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他们知道自己就算离开,也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起码体制内相对稳定。

　　那句“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部分体制内人士的生存状态——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安闲,已经习惯了“年头熬够了,位置就有了”的稳定。如今,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压力下,有些官员明显跟不上节奏又舍不得离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已退化到“除了做官啥也不会”的地步,只能留在体制内。

　　“会做官”确实是一种能力,但官员除此之外身无长技未必是好事。不少年轻人刚进入体制就染上了严重的官僚病,张嘴就是滴水不漏的官话,满肚子都是拉帮结派的心思,最终确实越来越有“官样”,但也越来越面临“本领恐慌”。于是,虽然有不少官员感叹“为官不易”,但他们却没有走出围城的勇气和资本。

　　事实上,相较于庸庸碌碌的“撞钟和尚”,那些超越只懂得“做官”的人,那些“不立志做大官,而立志做大事”的人,确实能更好地履行职责,不负组织和人民的期待。如果这样的“能人”成为官场主流,何愁没有健康的政治生态?十八大以来,中央频频向官场“不作为”现象亮剑,也是希望能有更好的政风官风。

　　一个健康的官场,不应该是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但我们仍看到,一个人一旦拥有干部身份,只要没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基本上能一直在体制内终老；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在企业的专业岗位上,即使表现很优秀,也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情怀,一般情况下却很难成为官员。这样的身份壁垒,虽然有利于稳定,但也限制了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不过,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仍存在分歧,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多元,辞职的确正在成为一些官员的普通选择。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体制内的人才流动正在加速。尤其在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对于官员的认知都有所转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一些官员辞职遭遇各种猜测不同,舆论对梅永红这个技术型官员辞官下海的态度,普遍比较积极。人们甚至期待,未来官员不仅要“能上能下”,还要“能进能出”。一方面,在某些专业的管理领域,可以借鉴一些欧美国家“商而优则仕”的经验,直接从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官员；另一方面,官员离开体制内,依照程序进入企业或科研院所,也应该视为寻常。

　　当然,主张官员应该拥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并非鼓励优秀人才全都辞职下海,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社会的角度来审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公共利益的视角来看,好的官员应该是那些有公共服务理想的人,如果一个人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应该有制度性通道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同时也应该有制度性门槛拒绝和淘汰那些滥竽充数者。

　　当然,一些既有理想又有能力者,如果觉得官场并非施展自己才干的最佳舞台,也可以凭着“随时离开的能力”自由退出,转而从事更能施展抱负的事业。如此,既能确保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又能让各行各业都有高素质人才,整个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