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立以后，经济、文化复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更加发达繁荣，商品生产和交换打开新局面，商业经济已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主要在淮扬和苏、杭一带较为明显，并出现了一批工商富户，如徽商、粤商，苏商，浙商等。他们的出现，不仅为艺术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成了书画伪作的主要的销售对象。到了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字画古玩十分兴旺，正如沈德符所示：“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周）、唐（寅）之画，上等荆、关；文（徵明）、祝（允明）之书，进参苏、米，其弊不知何极。”（《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这种不论真伪、不计贵贱的疯狂争购，恰好给制造伪书画者提供了骗人牟利的机会。于是各地伪书画在市场上充斥泛滥，其风延续到清代直至近代。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北京“庙市日期”“城隍庙开市在贯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陈设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细必备。……以至书画古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淡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到了明代中后期，其作伪地区分布之广，作伪人数之众，作伪方法和手段之多，以及赝品流传之广，均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形成了古书画作伪的第二次高潮。一些无名书画家或画工，以伪造假书画卖钱糊口，有些出名的文人书画家也向此中讨生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穀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张伯起即张凤翼，王百穀即王穉登，两位都是苏州地区著名文人和书画收藏家，他们尚从古董作伪中渔利，其他市俗者就可想而知了。作伪地区主要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绍兴、南京、开封等城市，并出现了像詹喜、王涞、逐浪、王彪、圆孔彰、吴颖卯、温葆光、朱生、李著等一批作伪高手。

明代书画作伪的第二次高潮

　　明代书画作伪比前代在手法上、形式上又有新发展，如挖掉旧款改署新款，在本无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假作配真题跋（从其他作品上割来），等等，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的方式方法。

　　明初，时人喜欢宋画，于是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画家的作品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画家的名款，冒充宋画出售。添款的例子如明代的一幅山水画《阔渚晴峰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无款?；鹿⒒沂Ψü踔?，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伪款，企图当成郭熙的山水画。又明宫廷画师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画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原画左边中上部有“ 朱端”二字款，下铃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标签写成《宋马远弘衣渡口图》，但经过鉴定比较，其画法风格不类马远，时代风格又不相俘，详细观察，发现画上方中部铃有“ 钦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褂幸环砹卓畹摹豆燮偻肌分幔ㄏ植毓使┪镌海铀姆绺窨?，很明显是明代“浙派”一路画风，因而马磷款是伪造。再如上海博物馆藏有周臣《观瀑图》轴，是件功力深厚，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后人擦去原款，画上补书唐寅诗题，抬高身价。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在文献著录中也有过这方面的记载。清代顾复《平生壮观》卷十林良条云：“迩来三人（即指林良、吕纪、戴进）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他曾见有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款作南宋李迪画，《束力鸟雀蓉桂图》，被改款作黄筌，等等。后来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有些当时宫廷名手之作，竟至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和这种改头换面，明画冒充宋画的作伪情况，有很大关系。在今天，鉴别这种伪作手段，并不复杂，主要是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绝然不同，认真观察比较，不难泾渭分明。

　　据史料记载，明中后期，一改看重宋画的旧传统，变为喜爱元人作品，显然这是受到当时“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等的影响，而那些以“元四家”风格为主的著名画家的作品，都可以卖好价钱。如沈周、祝允明、文征明、唐寅、仇英、王宠、董其昌等人的作品，价格“骤增十倍”。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们的伪作。据说当时沈周的画，早晨流向市场，中午便可看到同样的“副本”，这自然就是伪作了。而不到十天，同样的画已是“到处有之”。仿沈石田画的伪作有几种情况：一是当时人凭空伪造，二是当时人临摹，三是一幅画中，既有别人所画，也有亲笔，真伪杂糅。属于第一类的如《石泉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仿吴镇山水。皴笔圆滑，墨色流润，笔墨显得单薄，缺乏沈石田画法的朴厚苍秀之气，和沈氏平日画风无相似之点。据专家鉴定，此卷原系文征明、金琮、祝允明各家所书石泉诗，本无图，此幅图为凭空伪造，用来和各家书迹拼配而成的。第二类例如《东原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设色画平远山水，茂林丛竹，平桥远岫，画风与沈氏相近，但笔墨较拘滞平板，有些勾皴笔画不贯气。按此图原本系为杜琼年谱补图，原有祭文一篇。时间为弘治十一年，沈氏七十二岁，应是晚年之笔。但此一幅画法，和沈氏晚年风格大不相同。再从款字看“门人沈周补东原因”八个字，笔画瘦硬造作，有“伸手挂足”之嫌，这些都暴露了临摹者的特征。第三类即真伪相掺的，例如《溪山深秀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浅绛山水，结构紧密，用笔较粗硬，皴笔过繁，设色浓重，虽具备沈氏晚年某些特点，但笔画粗俗板滞而有一种火气，缺乏沈氏晚年笔墨中刚柔兼用、劲健清秀的特点。其中局部如杨柳、芭蕉等处，则有所区别，或出自亲笔。此画的拖尾有文嘉、王裕登二跋，均属真迹。这类作品鉴别起来比较复杂，或是大部出于别人代笔，局部亲笔，或全部是别人代笔，抑或伪作，应当具体分析。伪造或摹仿沈周书法的特点，有些是比较明显的。沈周字体学黄庭坚，笔画多修长挺拔，作伪者的用笔则在形式上过于造作，横平竖直，“伸手挂足”的弊病，和沈氏真迹有明显区别。有些伪画作品，从题字中就可认出破绽。

　　文征明的画也是如此，他虽然作品遍及海内，明王世贞曾云：“以故先生（文徵明）书画遍海内，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手几四十年。”（《弇州山人四部稿·文先生传》）这一统计虽未必精确，但也道出了伪造文徵明书画的人员之众、时间之长和伪品流传之广。由于文徵明为人宽厚，伪造他书画的人就更加肆无忌惮。明冯时可就曾写道：“有伪公书画以博利者，或告之公，公曰：‘彼其才艺本出吾上，惜乎世不能知；而老夫徒以先饭占虚名也。’其后伪者不复惮公，后操以求公题款，公即随手与之，略无难色。”（《冯元成集·文待诏小传》）故文征明书画的伪作和代笔书画相当多，情况复杂。比之钱选、赵孟頫、沈周等人有过之无不及。一般比较常见的临仿之作如《存菊困》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绢本工笔人物山水，画法仿效文氏中年师法王蒙牛毛皴的一种面貌，初看近似，但细看则可发现画中树木坡石和房屋界画等，笔画拘紧纤弱，画法平板，缺乏文氏清劲雅秀的特点，从绢、墨的气息看，应是当时人临仿的假作。文征明这类细笔画的临仿之作传世较多，伪手水平高低不同，真伪问题需仔细鉴别。又如《深翠轩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据画后一段自识云，是为谢晋的《深翠轩诗》卷补图，也是细笔一类，但画法和文氏本来面貌不同，用笔拘板生硬，而且自题记一段的年款、误书正德十三年为己卯（应为戊寅），这种失误，出现于一向认真仔细的文征明笔下，是很难想象的。说明这幅画和题记，都是出于伪作。但前后有明初人俞页木、解缙、王汝玉等十三家为深翠道人所书的深翠诗，却均系真迹。经鉴别认为书和画原非一物，是后人搭配而成，画伪字真。文征明粗笔画法的伪作如《石湖图》（即《石湖三绝》卷之一。现藏苏州市博物馆）笔墨粗硬，是凭空伪造。又《秋林飞瀑图》卷，墨笔画（现藏故宫博物院），仿倪瓒山水，用笔拘板粗滞，无清秀之气，和文征明画风无关。以上举例，可以概见文征明赝品的几种面貌。至于文氏门人朱子朗等所临摹之件，尤其难于分辨，故必须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深入研究比较。文征明书法方面如行书、小楷的旧临，伪造的情况也比较多，以小楷尤甚。例如《存菊图》卷后自书诗，笔弱而结许多不稳，应是当时人临仿。小楷《离骚九歌》册页，字体平稳，但风格接近王宠，不类文氏笔迹，因当时有人专门伪作文征明和王宠的书法，看字迹是出于一人之手。小楷《过秦论》册页（现藏故宫博物院），年款作癸丑，文氏应为八十四岁，而此件书法用笔嫩弱，不类晚年之笔，且书风仍接近王宠一路。因此，可以断定此件也是伪作。

　　可奇怪的是，沈、文二人，还都听任伪作流传，有的作伪者胆子越来越大，竟然以伪造的文征明的假画请文征明题字，而文征明也就“随手”题之，毫无为难之色。

　　祝允明以书法著称于世，因而摹仿伪造的情况极普遍，特别是草书赝本最多。当时有人说祝京兆草书真迹十不得一。其伪造的书法水平也各有不同。清初人冯铨在跋祝临拟《米南宫论书》卷说：“吴中伪作祝枝山书，小者板滞，大者狂纵，殆入鬼趣。”伪造祝氏狂草大字一类书体的作品，内容大多是“梅花诗”、“兰花诗”、“百花诗”等，其格式是纸本，高头大卷，每行大字二三字不等，行笔狂纵而筋骨外露，使转圆滑，多有失于法度之处。此类凭空伪造之作，至今流传很多；据鉴别对照，多出自一人之手。

　　明代书画作伪者大都分布在工商业发达、人文荟萃的几个江南重要城市，尤以苏州地区为甚。明代万历前后到清代中期，苏州地区有一部分工匠具有一定绘画技巧，专门以制造假画为生。所造伪品，后来被称为“苏州片”。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曾谈到“苏州专诸巷，伪造书画”。另外一处是苏州桃花坞，这里印刷制版业兴盛，也是临摹古画的集中地。“苏州片”的制作大多数有稿本。以绢本青绿工细画为多。所造名头，大多是古代大名家，如唐李思训、李昭道，宋赵伯驹、赵伯马肃，明代的以造假仇英最多，也有一些是假造文征明等，都是名声最大的大名家。有的在画的后面做上苏拭、黄庭坚、米帝、蔡襄、赵孟頫、鲜于枢、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大名家题跋。苏州制作的假画最多的，一种是假造仇英的画，一种是仿造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他们根据仇英工笔青绿的画风特点，大量仿照制作。其特点是多用绢画，内容故事比较丰富，题材广泛，画面布置繁密，画法工细，色彩鲜艳。这一部分绘画在明代后期，形成特有的时代风格。其中画手有高有低，画法有粗有细。苏州仿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传世的不下二十多卷，布局大致相同，但都是摹自仇英的稿本。于是辗转临摹，和张择端原本完全没有相同之处?；嫌械穆溆谐鹩⑽笨?，有的无款，全部摹仿仇英画风。这“苏州片”作品，其面貌特征一般比较容易辨认。其中有些作品也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功力较深，只是这些画的作者姓氏至今无从查考。

　　明末上海人张泰阶，字爱平，集晋、唐至明代的书画二百余件，于崇祯六年（公元 3455 年）编成《宝绘录》一书，这部著录所记，全系伪作，如三国吴曹不兴、晋代顾恺之、陆探微、隋代展子虔、张僧繇以至宋元诸大家的作品，大都是有底本的仿作，其中有些伪作的题跋，全出自一人之手，所用纸张，大都是松江出产黄粉笺纸。这些伪作，当然决非张氏一人所为，可能是出于专门的书画作伪的作坊。像这样不仅伪造名家书画，还要编书以冒充著录有绪的手段，称得上是卑鄙之极了。清代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有评论云：“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连天，可知妮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崇祯时有云间张泰阶者，集所造晋唐以来伪画二百许，刻为《宝绘录》廿卷，自六朝至元明，无朝不备，宋以前诸图，皆赵松雪、俞紫芝、邓善之、柯丹丘、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袁海史十数题识，终于文衡山，不杂他人。……数十年间，余见数十种，其诗跋乃一人所写，用松江黄粉笺纸居多。”吴氏所记，与今天所见伪本情况正相符合。

　　明代名家请人代笔作书画的事例最突出的是文征明、董其昌等，陈继儒、米万钟也有这种情况。

　　从传世所见墨迹和文献记载相对照，可知继承文征明书面衣钵，而且学他的面貌学的很像的，书法方面有其子文彭、文嘉和周天球等，山水画方面继承人有弟子钱毅、朱朗、居节和文嘉的早年之作。钱毂用笔较粗，居节全仿文氏细笔，文嘉则笔法疏简纵逸，他们从各个方面得文氏的传授，本身的书画都有相当水平，由他们代笔很难辨识。稍后仿学文氏书画，面貌比较接近，能够造出假文氏书画作品的，还有很多人，水平当然有高低之别。

　　钱毂为文征明代笔的例子，如明人墨迹中黄姬水致钱毂书札请钱为作乔松大石，以后再拿去请衡翁（ 指文征明）亲题。意思是请钱画后由文征明落款（见陈焯《湘管斋寓赏编》卷四）。专门作文征明伪画的，以朱朗为最多。例如文氏给朱朗的信札，称“今日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了一清债”是指画债。即是叫朱朗去代他作应酬画，了结一些画债（见日本影印《明贤尺犊》）。又据《平生壮观》卷五，亦云：“与朱青溪手柬大小二十余幅，行书，皆情渠代笔作画以应所求者。”

　　朱朗，据《明画录》朱朗传云：“朱朗，字子朗，吴县人，学画于文征明，乃以写生花卉擅名，鲜妍有致。其山水与征明酷似，多托名以传。”朱朗的作品，传世不多，大概多是为文征明作代笔，因而以自己名义所作的画，反而少见了。

　　又如文彭代其父作书的事例。见文嘉《铃山堂书画记》，其中谈到苏轼的《前赤壁赋》缺前四行，是文彭所补书，而且补的四行苏体赋文和后面文氏跋，都是文征明具的名款。可知文彭是代父补书的。

　　明代名家之有代笔书画，除文氏以外，以董其昌为最多。据启功先生《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详加考证。他说：“董其昌以显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再加应酬繁多，不能不乞灵于代笔。”迄今所知，书法的主要代笔人最著名的是吴易，作画。代笔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叶有年、杨继鹏等（见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无声诗史》）。朱彝尊《论画绝句》：“隐君赵左僧珂雪，每赞香光应接忙。”自注云：“董文敏疲于应酬，每请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又顾复的《平生壮观》卷十云：“先君与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尝见其作画，案头绢纸竹堆积，则呼叶君山有年代笔。翁则题诗写款用图章，以与求者而已。”程庭鹭《上竹下弱庵画麈》卷上去：“曾见陈眉公手札与子居老兄，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以上几条，说明了董其昌书画代笔的情况。他的代笔画，大多是自己落款盖章。代笔的水平较高，功力精能的作品大多出于赵左、沈士充之手。关于杨继鹏为董代笔，董自己也谈多过，据蒯若木先生旧藏董札一册，其中有“……友人杨彦冲（杨继鹏字）精于书画，尝为不肖代劳”一语；又据《无声诗史》卷十：“杨继鹏，字彦冲，松江人，画学师资于董思翁，颇能得其心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