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志正

　　1920年,我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北洼村。12岁进入三伯路益修创办的“河北中医专科学校”学习中医。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医校被迫停办，我选择了随师侍诊。1939年我考取了中医师资格后，步入杏林。

　　虽遭劫难忠心不改

　　虽说藁城县属“敌占区”，但到1940年，各村镇的政权早已被我地下党所控制。1940年春，经人介绍，我在藁（城）正（定）新（乐）抗日训练班受训月余后，与同窗吴志伟（后加入共产党）一起分配到秦家庄抗日小学当教员。同年秋因环境恶化，学校停办，遂又重操医业。后来我因治愈了几个危重急难病症，七里八乡前来就诊的乡亲越来越多。

　　冀中平原的解放区不断扩大，对日伪军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日本鬼子不断进行清乡扫荡。1942年秋的一次大扫荡中，因日伪军来得太突然，我被抓住了，押解到了石家庄南兵营。两三天后，我和许多青壮年同胞被塞进一节节货车厢中，北上到达了辽宁抚顺的一个露天煤矿成了劳工。现在人们都知道，在日伪时期被抓来的煤矿劳工，没有几个能活下来的，臭名昭著的“万人坑”，就是那时的事情。我当时年轻，又在冀中平原上长大，还不太知道恐惧和害怕，只是想尽快回家。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一个50多岁的当地男子（当地商人）上来与我搭话，知道我是个医生后，他说：你在这里挖煤太可惜了，吃不饱不说，而且还经常出事故，进来的人没几个能活着出去的……听了他的讲述，我才意识到处境的险恶，赶紧问他怎样才能逃出去。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我倒可以帮你跑出去。他开出了帮我逃出的条件，我别无选择，又按他的要求联系了邻村的李宝善等3人，一起接受了这一以生命为代价的博弈。经过化妆后我们趁机逃出了煤矿。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多为步行，偶尔坐车，我们忍饥挨饿，历尽艰辛，走了十好几天，最后总算回到了老家。按照事前讲好的条件，家里又卖了几亩地，将钱给了那位救我的人。

　　回家后不久，我村地下党负责人路珍庄为我谋得伪村公所秘书一职，交给我的任务是利用医生和秘书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为八路军传送情报，同时为村民和抗日志士办理良民证或通行证。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还安排我与四公乡派出所的尚树梅秘书，结拜成了兄弟。

　　汉奸暗算矢志不渝

　　1944年，当时有个叫赵白货的无极县人，在日伪特务机关工作，经常向百姓索要钱物。他见我经常到大乡来办事，有时还请人吃饭，就多次暗示我给他送钱。送过一两次后，他还没完没了地要。当时百姓生活困苦，我也不能老拿钱给他，再加上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次秦家庄的王米贵来找我给他的亲戚看病，刚进无极县北苏村就被伪军以“私通八路”为由抓了起来。他们盘问我是不是八路的探子，为什么给八路看病、八路在什么地方等等。我知道他们没有可靠的证据，于是我就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跟他们说：四邻八乡找我看病的人很多，穿的都是土布衣裳，哪晓得谁是八路！可他们根本不信，说我装傻充愣。于是就给我上刑，又是灌辣椒水、压杠子，又是坐老虎凳，疼得我昏过去好几次。但我一直咬牙坚持不说。日伪军打累了，就把我扔到地窖里关了起来。

　　其实就在我被捕前两天，我还在三丘村的地道里给两位八路军干部看过病，而且也知道他们在何处养病。但我毕竟受过一些党的教育，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出卖抗日干部。当天家里闻讯后，都非常着急，父亲到处借钱，由村长和村里的几位长者出面，分别找人疏通关系，最后才将我保释了出来。

　　再遭劫难，我并未退缩。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一边给百姓看病，一边保持着和八路军的联系，直到抗战胜利。

　　和那些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相比，我受的那点皮肉之苦，根本算不上什么。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这段经历，就是要提醒我和大家，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珍惜现在，更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路志正，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首届“首都国医名师”和“国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