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人社厅召开“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支持高水平大学建设”征求意见座谈会。据悉，广东省在全国首次提出向高校下放岗位设置、公开招聘、职称评审、薪酬分配、流动调配“五个管理权限”，项目之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在全国开了先河，多项政策举措引领全国、走在前列。这意味着，广东高校将可自评职称、自定薪酬。

　　虽然《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但是，据实而言，高校的所谓办学自主权，受行政权力钳制得太多。落到严谨的人事制度层面，主管部门的各种规章更是形如紧箍咒，长此以往，不免生出诸多弊端，譬如职称评审跑关系、薪酬分配按资排辈，政策的激励效应渐次淡然。在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的大背景下，高校人事制度确实到了改革调整的时候了。

　　在现代大学制度下，高校的岗位设置、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等，都属于办学自主权的范畴，在学校内部由学术委员会等组织审定或评议。但在我们的政策框架中，由于人事政策的背后直接牵连着人事关系与财政支出，很多事项都被大一统地收归到行政主管部门直接控制。由此，一方面行政权力干扰着学术权利；另一方面，让大学的办学体制愈来愈僵化，根本上不利于高水平大学的建设。

　　改革既是对不同群体利益的重新调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场“削权革命”。而改革的旨归在于通过简政放权来释放和激活社会活力与市场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省向高校下放“五个管理权限”，可谓是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既实现了政府部门的简政放权，又尊重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同时还会由此释放大学的办学活力。一举三得的利好政策，应该被舆论点赞。

　　当然或有人会担忧：将“五个管理权限”下放给高校，在大学校园内各种形式的腐败不绝于耳的当下，是否会让高校徒添乱象？静态来看当然有可能，不过，按照责权利对等的原则来看，赋予了高校自主的相关人事权力，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简而言之，当一所大学的董事（理事）、管理者以及全体教职工的切身利益，都跟这所大学的声誉相挂钩，且这所大学的声誉好坏，能够通过内部人事政策所影响，或将激发出活跃而正向的办学合力。

　　进一步说，将“五个管理权限”下放高校，大学的民主管理水平就有了提高的可能。赋权之后的大学，只有通过董事会（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来行使决策权和评审权，才能公平公正、令人信服。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大学董事会（理事会）拥有决策权，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利得以彰显——这难道不是更富效率与质量的现代大学制度图景吗？从这个意义上看，广东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说其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奠基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