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查处总数比去年明显下降但各类单项问题均有增长

　　中纪委纠“四风”半年报揭示哪些问题

　　今年上半年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920件；处理党员干部1867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350人。

　　这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最新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最新数据。除了以上总数据外，中纪委还公布了各类型问题的查处数量以及各级别干部的查处人数。

　　记者梳理数据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各类单项问题均有增长。此外，相比去年，在查处人数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问题数、党纪政纪处分人数增多。

　　数字的变化既反映出纠“四风”工作成绩显著，同时又暴露出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

　　查处数据“明降暗升”

　　个别官员顶风作案

　　据最新一期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920件，处理党员干部18673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350人。

　　记者梳理去年1月至6月汇总数据发现，去年上半年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2143件，处理党员干部3043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500人。

　　从表面上看，今年数量比去年明显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汇总数据统计项目没有包含“违反工作纪律”这一项，且“其他”中不再包括“庸懒散”。从查处问题来看，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均表现出“强劲”的涨幅——公款出国境旅游增长592%，公款国内旅游增长111%，公款吃喝增长381%。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解释说，之所以在月报中将“违反工作纪律”以及“庸懒散”现象去掉，是因为按照国务院关于政治机构的相关管理规定来认定，上述现象不属于纪检监察部门主管的内容，而且监督起来很困难。

　　对于其中缘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的解读是，“违反工作纪律”和“庸懒散”现象难以在法律上进行界定，容易出现偏差和认定不准的情况。

　　“取消这些项目，也体现出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更加精准、更加集中、更加规范。”竹立家说。

　　然而，单项数据的反弹不能不让人思考：在相关部门持续严厉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三公”费用也确实连年降低的背景下，各种问题为何反而会出现大幅上升的态势？

　　“对数据反弹不能过度解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小军告诉记者，“八项规定”的出台是一个“慢慢传导”的过程。刚开始查处违反“八项规定”时，并没有全部动员起来。一开始是由中纪委监察部直接抓典型案例，后来才传导到省市一级，再到县乡镇和各个单位。从2012年开始，各级在查处这一类问题时越来越严格，现在所有单位和基层都被动员起来，这样也导致统计数据呈现增加的趋势。

　　杨小军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过去违反‘八项规定’的情况非常普遍，现在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收敛。以前只是抓典型、以儆效尤，现在已经传达到了‘神经末梢’。尽管违反规定的现象比以往少很多，但查处力度加大了，所以，从‘半年报’统计数据来看，查处的各项违规现象数据是增长的。”

　　“上半年问题出现反弹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查处初期，会有一部分人谨慎行事观察势头，一旦觉得疲惫了、查处力度有所松懈了，就会有人抱有侥幸心理顶风作案。这意味着，在前几年开始转作风、抓典型的情况下，部分官员受制于外界压力有所收敛，但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此时间一长就爆发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以增幅最大的公款旅游、公款吃喝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公款旅游、公款吃喝查处问题数量大，说明多人参与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这也说明个别领导干部没有在内心深处建立对法制的敬畏感，一些人存在侥幸心理，对于过往旧生态中形成的歪风邪气很难在短期内纠正。”

　　不过，竹立家也向记者强调说，总的来看，“三公”消费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不能单纯就数据增长来判定“四风”问题越来越严重。原来隐蔽的“三公消费”通过社会公开监督等措施变得更加透明，致使很多隐蔽性问题显现出来。

　　除了“老问题”仍然突出外，今年新列入汇总表的“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和“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项目，上半年查处问题数量均不算小，分别是2376件和1599件。

　　“津贴、礼金现象比较隐蔽，不易察觉，对此还是要加大社会公众举报监督力度。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以后，公务人员补贴、福利这一部分已经纳入薪酬体系，不存在所谓‘合理的礼金福利’。但是，有个别单位存在‘集体津贴’现象，不能因为大家都领礼金就将其合理化。”竹立家说。

　　不过，王敬波也向记者表示，基层工作压力比较大，工资比较低，存在一些补贴需求，比如夏季高温补贴、出差补贴、加班补贴，正常的津贴和福利待遇应当是有的。目前存在合理福利待遇与违规补贴边界标准不清问题，对于福利待遇完全“一刀切”也是不现实的。

　　针对“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建议，尽快建立公职人员福利待遇的合理评价机制，明确正当福利与违规所得的边界，更有效地杜绝灰色收入。

　　“首先，应当继续深化工资和激励机制的改革，解决工资收入不合理不平衡问题；其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要严厉处理违纪违规人员。可以探索建立对于违规责任人实行罚金制度，加大经济方面的惩处力度。”高波说。

　　违规用车查处数量最多

　　车轮腐败未受重视

　　在中纪委发布的数据中，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处的13920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比重最大，达到30.6%。

　　查处违规配备使用公车，一直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的工作重点之一。然而，令群众深恶痛绝的违规配备使用公车现象，目前仍是最突出问题。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使用情况目前是有所好转的，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

　　记者查阅资料也注意到，去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取消一般干部公务用车，全面公车改革正式启动。经过半年推进，今年1月份，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已基本完成，车补已出现在中央机关公务员的工资条上，首批国家和中央机关取消的三千多辆公务用车在去年年底已封存停驶，之后，更多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将进入拍卖、分流、淘汰等处置环节。

　　中央国家机关完成车改的速度，比许多人预想的要快，快刀斩乱麻，半年多时间基本解决问题。

　　那么，为何违规用车查处数量仍高居问题榜首？

　　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小军看来，违规配备使用公车现象之所以难以制止，首先在于目前针对公务用车的管理只是内部管理规定，并非透明性、公开化管理，具有相对的隐蔽性。

　　“普通民众对于一个单位的配车标准、配置数量、什么级别领导配置什么车等信息无法知晓。单位要买、上级要批，这就使公车配置的过程变成了一种两方关系，而作为第三方的群众无法知道。这也为个别人违反规定留了余地。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把标准公开，让所有人都明确标准。”杨小军说，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滥用公车。建议对公车的每一次使用进行登记、公布，并接受群众监督。如果仅依靠内部控制，针对公务用车的监督效率就会逐渐递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则认为，目前公车管理和改革总体上存在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从地方来讲，地区差异比较大，情况比较复杂，改革的整体性不够强。

　　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公车改革进度滞后，一直是社会诟病的焦点问题。中央机关今年年初基本完成车改，近半年时间后，今年5月底，《广东省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才终于有一个省份打破僵局，拉开了本轮地方公车改革的大幕。

　　“从根本上讲，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只要不将公款放进自己腰包就不是腐败，对‘车轮上的不正之风’重视程度不够。”高波说。

　　竹立家也向记者表达了相同观点：“此类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根本原因在于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这说明，一些领导干部还存在特权思想、职业不平等思想、官本位思想，没有把工作岗位当成为人民服务的岗位。”

　　竹立家认为，不仅要推动公车改革，下一步还要加大对专车的改革力度，切实取消特权用车。改革还应当涉及到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为下级干部形成示范效应并起到带头和表率作用。

　　王敬波认为，公车治理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建章立制是关键，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落实责任追究，要进一步建立公车使用监督机制，向社会公布公车数量和使用经费。要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对公众和媒体反映的公务用车突出问题及时督办查办。同时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对公车配备使用和费用支出情况开展专项审计。

　　县处级以上干部查处多

　　反腐压力传导见效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四风”半年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问题数、党纪政纪处分人数多了起来。

　　记者统计发现，去年上半年查处的22143件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省部级1件，地厅级47件，县处级935件，今年上半年分别为2件、91件、1195件；去年上半年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8500人中，省部级干部1人，地厅级34人，县处级475人，今年上半年分别为2人、87人、953人。

　　“这说明‘层层传导压力、下沉一级发现问题’的工作机制治理效果有所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小军向记者介绍说，根据近年来的总结，目前最有效的反“四风”方式方法就是通过对典型事件的查处来辐射周边。

　　“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严禁大操大办’,但是对于‘大操大办’的标准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我们目前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是靠处理的一些典型案件来确立标准，‘举一反三，管住一片’。”杨小军介绍说，“群众工作方法”以及“责任制落实”也是极为有效的查处方式。

　　“依靠群众监督，通过投诉、检举、举报、反映情况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以往的举报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不了了之，现在通过‘责任制落实’的机制加以强化，一旦接到实名举报纪检监察部门必须要核实查处。这种制度非常有效，避免了以往有举报无回应的现象，做到了每一个举报都认真核实，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查处问题的效果就会非常明显。”杨小军说，通过上半年查处反映出的问题，下一阶段在反腐工作中首先需要改进的是财政拨款制度。

　　“仅依靠各单位自己决定花多少钱，自己决定怎么用钱，是不可以的。从制度上来讲，这就是所谓‘用自己刀削自己的把’,这种方式有着天然的缺陷。从实践上来讲，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应当经过人大详细审查。”杨小军说，“不能关起门来，‘官管官，官处理官，官监督官’。这也是为什么自身内部无法检查出问题，而巡视组进入就能发现问题的原因。”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建议说，首先应将中纪委出台的一些文件措施作进一步整合，使其系统化、信息化，从而加大基础方面的监督力度，同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保证人大的“制度性监督”。(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谷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