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张大千等人在日本友人家中雅集

　　溥心畬在1955年5月11日与朱家骅、董作宾应邀赴韩国讲学、旅游，并获得汉城大学法学荣誉博士。两个星期后赴日本东京，此时张大千正在东京编印《大风堂名?！坊?，又逢黄君璧、庄严等人来日本参加艺术学会，友人异国雅集相聚，其乐融融，可以想象。据传，溥心畬抵日后曾居住于溥杰妻子嵯峨浩（1914—1987）家中。但溥的友人、摄影家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张大千》（台湾汉艺色研文化有限公司1993年版）一书中说：“溥心畬先生自韩国讲学经过东京，原先住在一家日式旅馆，后来租到一幢小房子暂住，距我家不远，靠近中国大使馆（注：指当时的台湾驻日机构），新闻处宋参事时常来‘照顾’他。”在两说之中，以王氏之说可信。而所谓的外交官“照顾”，亦可能是对其监视。因溥心畬在日本乐不思蜀，更有传说他曾与大陆人士有过接触，1956年6月，溥心畬被簉室李墨云和友人“押”回台湾。

　　溥心畬是一个生活自理能力极差的满清宗室贵胄子弟，所以他居日期间的日常生活均雇佣年轻美貌的下女（女佣）料理。溥心畬在日本期间，曾经由张大千等人陪同到各地名胜旅游。他还招收了李铎若、伊藤启子为弟子，教学中文和书画。而大多数时间是写字绘画，饮酒品茗，以消永日。台湾学者李猷在《溥心畬先生诗与词的研究》（载《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年版）一文中说：“离韩后赴日本，以昔年曾往讲学，尚有故人，日本人不仅尊其家世，也仰慕他的诗书画之造诣，也觐见了日皇，畅游内苑。他的护照逾期，日外务省愿意给予长期居留。他说：‘我以中华民国护照出，必以中华民国护照留此。’”但溥心畬居日期间是否在东京举办过个人书画展，待后俟考?；褂幸桓鲋匾氖虑椋轰咝漠屖欠裨?950年应邀到日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进行为期三年的讲学，并在此期间与日本女子嘉子同居，生有二子（见《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06页）。故李猷也在文中有“昔年曾往讲学，尚有故人”之言。在溥心畬逝世后不久，曾经有一个人从美国写信给溥孝华（溥心畬之子），说自己是溥心畬在日本时期所生的两个儿子之一。感觉此事并非像是空穴来风，但为什么绝大多数有关溥心畬的著作中均“屏蔽”此事？

　　摄影家王之一当时已定居东京，他与张大千、溥心畬等人均非常熟悉。1956年农历正月某日，东京大雪，溥心畬邀王之一前往寓所饮酒聊天。女佣帮他们温了好几瓶日本酒，两人边饮边聊，溥拿毛笔在纸上随便乱写乱画，并说：“日本冬天太冷，一个人睡觉更冷，又无聊。只有常常饮酒。今晚特别无聊，所以邀你来喝酒解闷。”溥心畬随手画了张《松下挥毫图》，并题诗云：“前夕无聊闲作画，今宵作画更无聊。赠君持去点空壁，对酒能消酒一瓢。”写好跋语后钤盖“旧王孙”印章，将此画赠送给了王之一。但他不慎将印章盖倒了，可见其当时无聊作画之状态。

　　溥心畬接着对王之一说起了借住在日本旅馆中的一次风流韵事：“有一晚来了五六个日本小姐陪酒，她们先洗澡换上浴衣后大闹花酒，到后来都脱光了浴衣饮酒，连我的衣服也被她们剥光。”溥边说边画，画完之后就掷到了纸篓里。王之一趁溥心畬不留意时，将废纸从纸篓中捡出来，装进口袋带回家，平生唯一一次做了“雅贼”。回家将废纸整理后发现是一张《群阴剥阳图》?；弦晃荒惺孔谖甯雠酥屑洌饪阕幼骶肿?，如同一幅群女“强暴”男子的春宫画。王之一第二天将《群阴剥阳图》带给张大千看，张大千看了拍案惊叫：“这是绝品！比他的山水楼台亭阁都难能可贵，这幅小画不用签名盖章，就凭那五个小字就是溥先生的招牌，别人要学也学不像的真迹。”王之一听罢就立刻送到裱画店裱成一幅小册页秘藏。

　　后来王之一移民巴西，香港沈苇窗听说有此幅《群阴剥阳图》，就多次写信给王，希望能够在他主编的《大成》杂志上发表。王说一定要等到溥先生逝世以后才有可能发表，并拟写一篇《溥心畬在日本无聊作画》的文章。但后来因故而图文均未发表。1995年10月，值溥心畬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旅居美国洛杉矶的几位华人收藏家刘冰、王之一、陆芳耕等人，在刘氏创办的长青画廊联合举办纪念溥心畬百年诞辰书画展，当时已定居美国南加州的王之一提供了自己为溥心畬拍摄的照片二百余张，《群阴剥阳图》也首次公开展出，并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好奇。

　　溥心畬的一生，多少给人有点“孤冷”“孤傲”或拒人千里之感，这与他的身世和生活环境等都有一定的关联。他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有时又心细如发，判若两人。他是一位真正的文人书画大家，可惜天不假年，永叹短寿。在日本居留的一年时间，或许是他晚年最为自由、舒畅的时候，几乎是乐不思蜀。但他的一生有诸多至今都未能解开的谜案：比如所谓的德国天文学、生物学双博士学位，大陆新政府是否承诺过请他出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又是如何从上海乘船逃到浙江沈家门再乘飞机到台湾的，50年代初他是否到过日本讲学三年，等等。一个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的著名书画家、满清宗室后裔，他的生平居然会有如此多的扑朔迷离之处，而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其中是否又有什么难言之隐？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始终都充满了史料真伪和作品真伪的双重陷阱。有时真令研究者仰天无语，徒叹奈何。

　　艺术史研究者并非是“窥私”者，但对一个艺术家生平的钩稽、梳理、整理，也应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术研究境界上乘者，当要追随问题走，跟着兴趣者走。虽然《群阴剥阳图》难称是一幅真正的溥心畬画作，但它却乍现了他某个时间段中的一丝“春光”。任何一个大艺术家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而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一切自欺和欺人的造神之举，一旦真相被揭露后，必将会引起世人的反感或反弹。就溥心畬而言，他像是一条潜藏着暗礁的长河，始终在默默地流淌，没有急湍涛声，没有翻腾巨浪，他比张大千等人更显得寂谧。也许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他才能创作出那些精细而又雅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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