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有人以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会自动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因此对于经济下行压力缺乏认识，对稳增长的必要性和意义缺乏正确判断。确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潜在增长率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中高速的潜在增长率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性，并不会自动实现。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过程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主动作为、采取切实措施，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加快形成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新增长方式

　　形成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新增长方式，是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来看，过去30多年我国的高速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现在我国追赶型增长进程还没有结束，目前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属于后发追赶型增长过程中的阶段转换。关于这个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高低，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形成两个基本共识：一是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但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潜在增速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及后发优势大小等因素所决定的一种增长可能性，是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增速，而不是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有三个方面的国际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世界上有不少处于低收入发展水平、非常贫穷的国家，它们的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很大，但长期没有实现快速增长；二是一些成功实现追赶型增长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尽管它们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后发优势或增长潜力比较相近，但各自实现的中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三是一些追赶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发展初期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到中等收入阶段则出现了发展的停滞，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教训都是值得吸取的。

　　可见，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同时意味着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而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适应发展阶段变化、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那么，不仅中高速的增长潜力不会变为现实，而且经济有可能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关键是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加快形成与新环境、新阶段相适应的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方式。同时，应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增长点，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在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同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实现经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基本要求。

　　统筹兼顾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和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不仅在于经济进入新常态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在于近年来我们一直说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可以说盘根错节、异常复杂。我们既需要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也需要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这些任务之间，从长期来看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在短期内有时会相互掣肘，甚至存在矛盾。加大转方式、调结构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则有可能导致增速下降，加大矛盾和风险；而如果把短期增速的高低看得过重，或者不愿冒必要的风险去解决深层次矛盾，则势必在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就有可能陷入增长下滑、风险加剧和改革难以推进的恶性循环。所以，必须坚持整体谋划、统筹兼顾，既紧紧扭住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不放松，又密切关注各项改革举措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并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增长方式的惯性作用常常会使宏观调控政策面临困难选择。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规模速度型模式，只有在保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企业才能盈利，财政才能增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存在滞后性。随着经济增速快速降至中高速水平，由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方式还在延续，尽管增长速度并不算低，却可能出现企业大面积亏损和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度下滑的情况。如何既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又缓解企业和财政面临的困难，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是宏观调控面临的重大考验。近两年，我国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实行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提高了宏观调控效果。

　　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增速回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会出现两种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种是由阶段转换、潜力变化和结构调整、矛盾化解等所导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种是由经济景气循环变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这两种增速下降虽然根源不同，却会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加强，尤其需要注意由前一种下降所导致的后一种下降。这是因为，经济增速变化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由增长潜力下降或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过预期因素导致经济的周期循环型下降。如果说第一种回落很难避免，那么，我们应当尽可能减小第二种下降。这也是中央一直强调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防止经济惯性下滑的道理所在。当然，在“三期叠加”阶段，也不能把合理区间简单理解为一个增速数据，而应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就业与民生，注重环境改善，注重风险化解和防控。在这些目标和要求能够比较好地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增速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打造“双引擎”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只有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力，才能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进一步加大有利于强基础、惠民生的投资。我国现阶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特别是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房抗震加固、农村垃圾处理、大气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资需求非常强烈和迫切。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质，而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要按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

　　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释放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由于竞争不充分，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在不少产业领域我国甚至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发展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发挥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创造条件，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成长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当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层出不穷，二者相结合，孕育大量新商机、催生众多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业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发展还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约，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必须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创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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