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股市“亏也心慌，赚也心慌”，红肥绿瘦，牵动着许多人神经。在潮起潮落中，有些人因为交易发生争议，从而对簿公堂。股民郑先生在今年1月中国南车[-3.05% 资金 研报]（601766）股票连续涨停期间，试图通过“预埋单”的方式买入中国南车，虽然报价排序均为第一，却未买到该支股票，一气之下他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告进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上证所公开其今年1月18日申请的政府信息，即委托时间及未成交的理由。昨天，这起上海“牛市第一案”在上海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双方就上述信息该不该对外公开展开争锋相对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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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排序均为第一，为啥还买不到股票？

　　昨天上午，郑先生和上证所代理律师均很早来到上海一中院法庭，郑手里拿着一摞材料，看来是有备而来。记者想要和郑先生聊几句，但他只是微笑着，并不愿多说。上午9点，法官敲槌宣布开庭。根据郑先生在法庭上的陈述，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月8日期间，郑先生连续数日采用“预埋单”的方式委托中银国际买入中国南车（601766）股票，报价排序均为第一，但始终未买到该支股票。

　　2015年1月18日，郑先生向上证所申请公开上述期间券商“接受报价，券商申报买入中国南车的顺序及数量”，以了解券商是否委托、委托时间及未成交的理由。随后，1月22日，上海证交所电话答复郑先生，说他所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信息。郑先生遂向上证所主管部门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申请复议，证监会驳回了他的行政复议申请。郑先生据此诉至上海一中院，请求法院判令以书面形式公开涉案信息。

　　记者注意到，当时“中国南车”连续数日涨停，股民在没有卖家抛出股票的情况下，一般很难买到“中国南车”。而郑先生采用的“预埋单”方式，就是提前布局好买入点和卖出点，达到快人一步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些一开盘就涨停的股票，预先提交买入的“预埋单”，可以避免开盘就很快涨停而无法买入的烦恼。

　　而郑先生正是这样操作的，但股票交易有个“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原则，从法庭透露的情况来看，郑申报的价格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时间优先”出现了问题。在郑先生看来，他的报价排序均为第一，时间上已经够快的了，怎么还买不到这个股票呢？

　　上证所的代理律师昨天在法庭上作了解释，“你报价排序为第一，那是在你的券商系统，即中银国际里排位第一，但不一定在我们上证所交易系统里也排在第一位，我们上证所交易系统里每天集合竞价阶段有数以千万计的交易。”这名律师说。

　　该不该公开政府信息？上证所：告错对象了

　　那么，上证所到底该不该按照郑先生的要求，公开他所提出的信息，即“接受报价，券商申报买入中国南车的顺序及数量”？

　　在昨天的法庭上，双方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郑先生看来，他所申请的信息与其本人“生产、生活、科研”需要密切相关，而上证所首先在形式上未按照书面形式作出答复；其次，在内容上也没有告知不予公开的理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据此，郑先生表示，上证所拒绝公开信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但上证所的代理律师认为，上证所的电话回复只是一种告知，不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出的答复。上证所组织和管理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不具有社会管理功能，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行政主体，不承担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能。因此，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来答复郑先生。其次，郑先生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部门的信息，也就不能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条文。

　　对此，郑先生尽管认可上证所不是行政机关，但认为上证所是“法律授权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同样也具有信息公开的义务。而上证所代理律师认为，上证所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不是来自行政监管，而是对他们作出契约性的、自律性的管理。上市公司如果有违法行为，上证所没有执法权，而是需要提交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因此上证所确实不是属于行政主体。更何况，上证所对券商具有法律上的监管关系，和投资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这等于说，郑先生是告错对象了。

　　法院当日没有作出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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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融券400余万打水漂

　　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记者了解到，近来股市潮起潮落，由此在交易过程中引发的纠纷已开始逐渐显现。除了上海一中院开庭审理上述这起“民告官”行政案件外，记者昨天从黄浦区法院了解到，一个股民在融资融券交易中与一家证券公司发生纠纷，双方也闹到了法院。

　　这位姓何的股民称，去年其受证券公司的推荐，决定通过融资融券实现融资。在开立证券交易账户后，何某与证券公司签订《融资融券合同》，约定由证券公司为其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同时，证券公司为何某开立信用资金台账号，供其在该账号下进行融资融券业务。

　　此后，何某先后将共计900余万元资金转入信用账号，作为其在该账号下用于买卖股票的资金，同时也作为融资融券的保证金。

　　在客户经理的劝说下，何某又与证券公司签订第二份《融资融券合同》，再次开立信用资金台账号，并将1100余万元转入该账号。在客户经理的建议下，何某通过融券共融得约3700余万元资金，并利用两账号自有资金及融得资金陆续买入某股票。

　　后来，由于该股股价下跌，信用账号内的股票价值低于《融资融券合同》中约定的维持担保规定的价值，何某遂追加资金。但由于股价进一步下跌，两信用账号内的资金再次低于《融资融券合同》约定的价值。证券公司分多次将两信用账号内的股票予以平仓，导致何某损失400余万元。

　　何某认为，证券公司利用其缺乏融资融券专业知识，在其开立普通证券交易账户不足六个月的情况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劝诱其进行融资融券业务，致使其遭受重大损失，因此诉至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