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都，溯源中国，寻根华夏。6月18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国务院新闻中心，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众介绍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收获。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王伟光，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苏平出席了此次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现场

　　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他指出，1978-1985年陶寺遗址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6座，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已经出现了王权，这些发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的考古工作围绕寻找城墙为中心。2002年之后陶寺遗址发掘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后又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已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

　　近40年来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初步揭示出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由王宫，外郭城、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王族墓地（王陵），观象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构成。兴建与使用的时代为距今4300-4000年。王族墓地随葬的陶鼓、鼍鼓、石磬、铜铃、漆柷等礼乐器表明史上最早的礼乐制度形成。遗址和墓地出土的铜铃、容器口沿、齿轮形器、环、蟾蜍等五件铜器构成中国史前时期最丰富的红铜铸造礼乐铜器群。极可能集观象授时与祭天为一体的观象祭祀台，被天文史学界认为世界考古发现最早的同类建筑。扁壶上朱书陶文虽然在释读为何字方面尚存在分歧，但已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汉字。

　　贵族墓葬出土的数量可观的玉石钺，充分显示出王权在陶寺遗址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带有防御设施的王宫内，有一定数量的夯土宫殿建筑群，大者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小者数千平方米，与宫殿建筑相关的陶制建筑装饰材料的发现等等，都说明中国史前最初的宫室制度的形成。极少数的王墓与绝大多数的平民墓葬，以及贵族与平民在住宅的规模、地基处理技术和位置高下的差别，体现出陶寺遗址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部分学者认为这是阶级对立的表现。陶寺遗址文化因素中部分来于黄河中游以外的地区，部分黄牛、绵羊以及冶金术可能来自西亚，显示出陶寺文化是海纳百川，大量吸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或可以说是东西、南北文明因素碰撞与交融，造就了陶寺遗址的文明成就。

　　王巍所长还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虽然对于陶寺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但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尧都正在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走出传说时代，逐渐向信史转变之中。

　　王巍所长特别从中华文明探源的角度，阐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多元一体化中华文明主脉的关键地位与重要贡献。它所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古国文明的许多文明成就，如四合院式的宫殿形制以及围绕宫殿区的环濠乃至城墙的修建，以鼍鼓、特磬（可能还有铜铃）为代表的礼乐器具的出现，以一排石钺为代表仪仗用具及其礼仪制度的发明，冶金术特别是合范技术的发明以及最早铜容器的制作和使用，农时节令历法的发明，汉字的使用，天下之中观念的发明，和合思想的形成和结盟机制的创立等等，都被后来的夏、商、周王朝的王国文明所继承。

王伟光阐述陶寺遗址研究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

　　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陶寺遗址研究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他指出，愈加丰富的陶寺遗址考古资料越来越多地同有关尧舜的文献记载系统对应，使得陶寺遗址与唐尧所都的关联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和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而文献记载中尧舜的文德思想、和合思想、礼制思想、朴素辩证法思想等，都是中华思想宝库中的精华。考古探索和追溯这些精神财富的源头，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胡苏平充分肯定陶寺遗址发掘成果以及探索尧都所在的工作

　　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苏平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科研人员在陶寺遗址所做的艰辛工作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充分肯定了陶寺遗址发掘成果以及探索尧都所在的工作，对于认识和弘扬山西省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提升山西民众的历史文化素质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促进山西省的文化建设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