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媒体记者卧底替考团伙参加高考，引发热议

　　隐性采访　法律底线在哪儿

　　本报记者　季健明

宋嵩绘

　　近日，南方某媒体记者打入替考团伙，曝光江西高考替考事件，社会对此高度关注。江西省有关部门组成专门调查组，展开全面调查。截至8日晚，南昌地区高考替考涉案人员已有9人被警方控制。高考替考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组织高考替考更涉嫌触犯刑法，有关责任人必将受到法律追究。

　　然而，对于记者卧底替考的调查手段，舆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焦点集中在“卧底替考是否涉嫌违法”“记者卧底应该把握怎样的尺度”等问题。很多重大新闻事件的背后，离不开调查记者的努力甚至冒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排除其行为产生的法律风险。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如何认定？什么情况才可采取卧底方式？其造成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悖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合法性如何认定

　　需对个案深入分析，暗含较大法律风险但不必然违法

　　凡是向采访对象隐瞒或未告知记者身份、采访目的或隐藏采访设备而进行的采访，都属于隐性采访。而卧底采访，无疑是隐性采访程度最深的方式。记者不仅仅是暗中记录和观察，很多时候直接参与了新闻事件。

　　事件参与者、新闻制造者，同时又是记录者，卧底采访中记者的多元身份，造成了其尴尬的处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记者隐性采访的规定几近空白。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也仅有如下的倡议：要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新闻采访要出示有效的新闻记者证。认真核实新闻信息来源，确保新闻要素及情节准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徐迅认为：“隐性采访的法律风险很大，虽然目前没有隐性采访的直接规定，但隐性采访中可能使用的偷拍、偷录器材，在法律中有严格的限制。我国刑法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记者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目前还没有明确授权，很可能触及法律红线。”2015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质检总局公布《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禁止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如何认定？“需要结合隐性采访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卧底替考组织的采访为例，虽然替考行为本身确实违反了有关规定，但评价一个行为的违法性，不仅要看其客观行为，还必须考量其主观目的。”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认为，“如果记者替考的目的是揭露替考集团的利益链，该行为也没有产生危害，就不具有实质的违法性。”

　　“作为同行，应为敢于卧底的记者点赞。”媒体从业人员王真（化名）认为，调查记者卧底采访，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不采取这种特殊手段，很多事件的真相难以发现。

　　应遵循哪些原则

　　“不违法、没犯罪”仅是底线标准，新闻伦理也需谨守

　　谈及隐性采访，很多人都会不自然地联想到公安机关采取的卧底侦查方式。徐迅认为：“隐性采访与卧底侦查，是完全不能拿来做比较的。两种方式的主体及其背后的法律规制都完全不同。”

　　在我国，侦查权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行使。即便侦查人员进行隐匿身份等方式的侦查，也应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需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且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柳波提出：“在目前还没有隐性采访程序性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记者是否存在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从眼前和短期效应看，卧底的成功往往会带来案件的侦破和新闻的蹿红；但从长远看，以违法的手段揭示违法犯罪，不该是社会所提倡的。”

　　此外，在暗访过程中，记者需在多大限度内承担责任？柳波也提出疑问：“如果有机会能够将违法犯罪行为控制在萌芽状态，记者是否有义务进行控制，使其悬崖勒马？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这种不透明的采访方式，很容易让公众对媒体产生质疑。”

　　“‘不违法、没犯罪’仅仅是一个底线衡量标准，我们更应关注其背后的伦理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阴卫芝认为，“传播行业作为社会信息的过滤者和生成者，对社会道德起建构或消解的作用。隐性采访，可能符合了‘真’层面的要求，但其背后传播的社会影响仍有待考量。”

　　公共利益咋权衡

　　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为的损害结果，都是现实难题

　　“从近年的案例来看，媒体越来越重视风险控制，在采取隐性采访之前便制定了较为详细的预案，包括记者行动到哪一步截止，向公众披露哪些方面的信息等。”徐迅认为，“隐性调查方式不宜作为常规的采访方式使用，其造成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悖论，一直备受争议。”

　　“不穷尽其他采访方式，便不采取隐性采访来获取信息。”已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据阴卫芝介绍，隐性采访应至少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记者正在调查的是暗中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正常采访途径无法收集到相关材料；事先依照媒体内部审批程序报经有关负责人同意；不以涉嫌犯罪的方式进行体验式调查。

　　公共利益应如何界定？据徐迅介绍，一般情况下，揭露犯罪、公众安全与健康、公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等情况，都应该视为与公共利益有关。她说：“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应当谨慎评估，不应任意扩大解释，需要对媒体的隐性采访进行必要的限制。”

　　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判断隐性采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阮齐林认为：“要遵循利益权衡原则，对行为带来的损害与揭露真相带来的正面效果进行比较，如不可避免地造成危害，需将危害比例控制在可接受的范畴内。然而，对记者而言，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取舍行为的损害结果，都是一个现实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