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诺奖提名者：童增的对日索赔“战争”

　　冷静的理论派 不赞同暴力激进 也不奢望急于求成

　　中等身材、黑框眼镜，衬衫整齐地塞进西裤，童增先生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微笑，文质彬彬的形象和“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称呼似乎格格不入。

　　事实上，作为冷静的理论派，童增从不赞同暴力激进，也不奢望急于求成。对他来说，对日索赔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即便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童增也只把它当作漫漫长路上的一个花絮。

　　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

　　1990年，童增还是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的一名讲师，偶然在一篇名为《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文章中发现，国际法中关于个人的受害赔偿与政府之间的战争赔偿是不同的，完全可以划分出政府赔偿与民间赔偿两部分。职业敏感让童增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北京图书馆，童增读到了很多日本对华犯下的暴行。经过资料梳理和理论研究，童增完成了《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后又在原文基础上，写成《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

　　童增找了几家报社，但在当时倡导中日友好的大背景下，对日索赔是很敏感的话题，报社经过研究选择不发表。

　　虽然一次次被拒绝，但私下的反馈都是认可和帮助。一位中专校长主动帮他将万言书打印出200份用于传播，且分文不取。

　　1992年的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贵州团王录生等32位人大代表和安徽团王工等38位人大代表，以童增撰写的《中国要求日本受害索赔刻不容缓》为基础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正式作为议案提交给大会并被接受。就像在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议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和议案一起翻开的，是一个民族在战争年代的苦难记忆。

　　“童大人 ，有人找”

　　后来，童增调任国家老龄委科研中心工作。关于未来，童增曾有很多选择。“一个选择是当记者，因为当时已经与一个报社的社长谈妥，单位挺好的，而且也分配住房，以后还能晋升；另一个选择是去中办研究室，再一个选择就是去北大老师办的律师事务所”。

　　“最后我选择了老龄委，为什么选择这个？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对日索赔这条路。”童增回忆。老龄委可以让童增更方便地寻找那些经历过抗战的人，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大部分已经步入老年，但这条路让他与财富和仕途分道扬镳。

　　也正是在那时，境内外媒体上关于童增的报道开始增多。很多抗战受害者踏上了寻找童增的道路，有的人为了索赔，有的人只为了倾诉。

　　一开始，有人找上门来，老龄委的工作人员都会热情接待，甚至让座、奉茶，然后大声呼喊“童大人，有人找”。但时间一长，人越来越多，老龄委无力应付，就不再允许他们进入，只能在大院里等。

　　有的人为了见到童增，头天晚上在老龄委附近的餐馆门口一直蹲到天亮。3年里，童增接待了大约800人。更多的人，则是以信件的形式向他诉说。有的信封上只有5个字：“北京童增收”，有些邮局工作人员一看，就知道该往哪里送。

　　名声越大困难越多

　　童增的名声越来越大，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多。

　　1991年，提案提交全国“两会”后，有关部门对提案作出了回复：“包括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在内的联合声明的各项条款是我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具有法律效力，我国政府不宜对日本重提战争赔偿要求。”但对民间索赔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由于有关部门的态度不明确，童增将视线转向了民间。为了提高影响力，他试图请求张学良老先生在“万言书”上签字。不过，张学良表示拒绝。

　　坏消息接踵而至。1998年，童增被老龄委辞退。相当于“金饭碗”的事业单位的工作没有了，这对童增的生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为了养活自己，童增“下海”到同学创办的一家公司谋生。几经波折，1999年，最终成立了中祥投资有限公司，直到现在。“现在我们聊天的这个屋子，就曾经讨论过很多对日索赔的事”。童增环顾四周，兴奋地对笔者说。

　　一个人的“战争”

　　童增告诉记者，其他国家在索赔时，政府部门、NGO组织和民间团体的作用很大。“我们是松散的‘草根’做起来的，他们很多是长期以来形成的。”

　　曾经有荷兰的一家电视台来采访童增，当摄制组看到童增家里堆满的信件时，大呼不可思议。他们说，这么多人把你当成“救世主”，这在荷兰是无法想象的。童增真诚地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其实自己并没有为索赔花过多少钱，但也从没有因为索赔赚过一分钱。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间对日索赔纳入对日斗争大战略的建议”提案中，首次透露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

　　童增获提名的原因是他“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

　　常常有人将他比作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这位坚毅的老人通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将1000多名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被称为“纳粹猎手”。童增告诉笔者，自己无法与西蒙·维森塔尔相比，他已经成功，而自己还在路上。

　　但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童增始终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据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