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风吹草低何时不再见“虫魔”———全国政协建言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综述

　　一场关注农牧区百姓健康的座谈会，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如期举行。6月4日下午，以“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为主题的第32次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战胜包虫病倾力建言。

　　包虫病是由棘球蚴绦虫寄生于人或动物体内引起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犬类为主要传染源，人和牛羊等多种动物是中间宿主。包虫病潜伏期长、早期不易发现，特别是泡型包虫病，因其致死率高，又被称为“虫癌”。全国共有350个流行县，分布在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农牧区，受威胁人口达5000万，由该病导致的农牧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十分突出。

　　2007年包虫病被列为国家免费救治重大传染病之一，防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2010年国家14部委制定的《防治包虫病行动计划（2010—2015年）》未能得到很好落实，目前包虫病防控仍面临诸多困难和巨大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白玛在调研中，几次用“触目惊心”表达他看到包虫病高发区患者现状时的揪心之痛。

　　“我们的调研承载着俞正声主席的重要嘱托，一定要为包虫病防控献务实之策。”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在调研中多次表示。

　　座谈会上，委员们一致认为，要想实现到2020年基本控制包虫病流行的目标，应完善规划、落实责任；综合防治、重在源头；增加投入、明确重点；部际联动、卫生计生委牵头，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承载嘱托了解实情

　　全国政协主要领导对此次“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专题调研十分重视，先后作出三次批示。

　　4月中下旬，带着沉甸甸的责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分别组成调研组赴青海、四川和新疆、宁夏调研。

　　在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格孟乡，调研组在一处场院看到地上或坐或躺着好几十人，他们都是包虫病患者，听说北京来人调研，就自发地聚集在这里。有一位肝包虫病患者撩开衣服让调研组看，因手术失败导致包虫扩散，创伤处还流着脓液。今年1～4月，县乡医疗巡回队对格孟乡3900多人进行筛查，查出589名包虫病感染者，患病率高达15%。

　　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同样也是包虫病的重灾区，特别是特合土乡，农牧民患病率达15.64%。在特合土乡，调研组见到了28岁的患者尖措，她已神志不清，还时常癫痫发作，平时只能保持蜷曲的姿势靠在床边，如果平躺在床上，会头疼得令她惨叫。省上来的专家已确定无法救治，丈夫为此已经抛弃了她，只有90多岁的奶奶和继父陪伴着她。

　　在特合土乡卫生院，调研组成员久久聚在宣传栏的一张图表前，这是一幅“因病绝户图”：已是70多岁的阿地本来有着11口人的大家庭，1973年小姑患肝包虫病死亡，后来丈夫、儿子、女儿、女婿陆续因肝包虫和脑包虫病死亡，前前后后一共有9人罹患包虫病离世，阿地和她的二儿子索保因外出打工而幸免于难。

　　这些患者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开始恶化。青海省有15家包虫病手术治疗定点医院，但部分县级医院不具备外科手术基本条件，成为包虫病外科治疗的瓶颈。

　　新疆和宁夏的情况要好一些。目前，在新疆有定点医院27家，宁夏有7家，截止到2014年底，新疆全区已累计手术治疗3810余名患者，宁夏全区也有813例患者实施了手术治疗，大多数定点医院死亡率接近零。特别是当听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介绍，10余年来，他们已经开展了24例包虫病患者的肝移植手术时，调研组成员感到振奋。

　　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县人民医院调研时，该院医生正在和伊犁州友谊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远程会诊。“这对于提高基层医院包虫病治疗水平，保证患者就近治疗，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有重要意义。建议其他省区借鉴新疆经验，逐渐推广远程会诊。”黄洁夫说。

　　调研组在和青海省果洛州相关部门座谈交流时，副州长索吉南也表示，期望加大与包虫病治疗技术较强的地区合作，搭建绿色通道。

　　包虫病被列为国家免费救治重大传染病之一，主要是免费提供治疗药物阿苯达唑以及手术治疗专项补助8000元，这大大减轻了包虫患者的医疗负担。

　　不过，调研组发现，国家包虫病防治项目覆盖面有限。比如在新疆，包虫病疫情流行县有81个，目前国家项目只覆盖了其中的65个县。另外，接受药物治疗的包虫病患者中，有约15%～25%是无效的，这部分患者多伴有严重的并发症，治疗花费较多；部分接受外科手术患者需多次手术才能治愈，还有部分危重症患者需做肝移植手术，这些治疗都是没有专项经费补助的。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教授樊海宁替手术病人算过账：包虫病患者住院手术总费用约19450元~62300元，减去专项补助8000元、新农合、大病保险报销后，患者仍需承担近万元。

　　调研组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包虫病防诊治中心，了解到病房里的10位患者中有7位来自外地。他们向调研组反映，由于跨区域治疗医保不能报销，医疗负担较重。

　　在包虫病高发区，家庭聚集发病的现象较为多见。因此，不少包虫病患者家庭不得不靠低保救济生活。

　　传染源控制能力“弱不禁风”

　　在包虫病整个传播链上，人是最后被传染的，而犬、狼、狐狸以及羊、牛等牲畜是最主要的传染源，所以，切断传染源很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兴平认为，不解决犬只传染源的问题，消灭包虫病就无从谈起。

　　我国对包虫病流行区犬的管理，以捕杀或集中圈养流浪犬和“犬犬驱虫，月月投药”为主要方式。“可目前，对犬的管理异常艰难。”青海省玉树州副州长才玉无奈地说。

　　在青海和四川等地的包虫病流行区多为藏区，全民信教不杀生，视犬为家庭成员，因此捕杀犬只存在难度。在更广泛的地区，基层防保人员和防保经费严重缺乏是主要原因。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首席兽医师晁向阳向调研组反映，目前国家只有对包虫患者的治疗专项经费，而用于动物防控的费用几乎为零，导致农牧部门很多工作无法全面开展。

　　由于部门间分工不尽明确，衔接不够紧密，目前宁夏和新疆多数项目县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农牧部门参与本辖区内的包虫病防控较少，不少地区现在是由村医负责犬只驱虫药发放。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农牧部门介绍，该县大约有24000只家犬，村级防疫员承担驱虫工作的报酬是一年1300元。面对如此沉重的任务和低得可怜的报酬，前不久，有一个村的防疫员集体提出辞职。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栗震亚特别提到：“在甘肃，包虫病项目规定犬驱虫非专业人员补助标准为600元/村，折算下来，犬粪采集费、发放、投喂犬驱虫药每只犬每年（每月一次，共12次）1.5元至3元，甘南州的玛曲县有8个乡镇，其中6个距离县城120公里以上，2～3元的标准还不够摩托车的油钱。这在牧区根本无法完成。”

　　调研组所到之处，当地几乎都会反映基层防控力量薄弱，农牧、卫生部门防控专业人员少，业务水平低，断层严重。比如在玉树州，目前包虫病防控专兼职人员仅有9人，人均服务面积达2.97万平方公里。以现有疾控人员数量测算，3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1年的工作任务。

　　动物免疫也是从源头上控制包虫病的有效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已经研制出包虫病基因工程疫苗，在新疆、青海、四川和宁夏的试点结果表明，通过免疫，可有效减少羊感染包虫病。但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腰巴庄村的肉羊养殖合作社考察时，调研组了解到，因为没有国家专项经费补贴，养殖户不愿意自掏腰包给羊打疫苗。

　　防控意识淡薄也是包虫病防治不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外科病房，一个8岁的维吾尔族男孩做完手术后，正躺在病床上睡觉。当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询问患儿爸爸，是否知道孩子患的是什么病时，他的回答让人揪心：被诊断前他们全家都没听说过包虫病，更不懂得如何预防！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乌兰县蒙医院副院长菊红花通过部分民族中学高年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走访牧户发现，对什么是包虫病、人怎么得的包虫病、如何预防、牛羊病变脏器如何处理等常识的知晓率只有31.8%。

　　政协聚智助力包虫病防控

　　委员们带着强烈的责任感下基层、入牧区进行了认真扎实的调研，今天，他们又带着沉沉的思考聚在双周协商会的圆桌前。

　　“包虫病防控应借鉴我国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分类管理、综合治理、联防联控，人畜同步防治、重点加强对传染源的管理。”黄洁夫在发言中建议，在国家层面和流行区省份建立政府领导的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在流行区域的省、市、县、乡设立管理机构。

　　白玛建议，把包虫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纳入地方病重点防治工作。加强国家学科研究，组织科研攻关，尽快研发早期检测试剂、预防疫苗和杀虫驱虫新药。加大医疗费补助，对牧民患者全程免费治疗，将晚期包虫病患者及家庭纳入城乡低保范围，简化牧民省外异地就诊“四级五审”的程序。

　　“应设立长期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对内科治疗无效、并发症多的患者，以及需要接受各种复杂高难度手术的危重症患者，进行专项补助。”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第一五跂医院院长高春芳在发言中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西部农牧区包虫病、布鲁氏菌病等人兽共患病防治纳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同时，加强对基层防控人员给予政策倾斜，提高人员待遇，并对其进行定期培训。

　　鉴于目前各级定点医院包虫病治疗水平差距较大，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刘迎龙建议，加强定点医院建设，依托上级医院建立覆盖全省的技术指导和培训中心，对医务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提高定点医院包虫病的诊治水平。

　　“过去，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较为可靠的中医（民族医）治疗方法及药物,可以杀灭原头节，降低其感染力；辅助西医治疗，可增强疗效；疗程短、毒副作用小、价格便宜。”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建议，把中医药防治包虫病纳入“十三五”规划，选择西部部分省区作为试点，建立包虫病防治示范区，进行中西医全链条防控。

　　对于犬只的管理，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吸引包括社会团体支持的资金，尽可能实现对流浪犬的收容圈养，采取必要的避孕措施。”

　　“某些省份捕犬行动实施后，同期相邻省份流浪犬突然增多。”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王正荣建议，包虫病流行区同步行动，集中捕捉流浪犬，杀灭可疑病犬，杜绝包虫病疫情出现省际此消彼长的现象。

　　“纳入手术治疗专项补助需符合‘患者单个包囊直径大于8厘米’的条件，我区约有20%患者因不符合此条件而未能纳入项目补助范围。”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牛广明表示，目前的手术治疗适用范围限制太严，建议进一步扩大项目手术治疗支持范围，提高患者受益面。

　　温浩建议，基于边疆和青藏高原特高发现状及诊疗能力严重不足，设立专项培训3000名乡卫生院B超和胸片诊断医生以及600名专病手术医师；专项认证县级定点医院300家，达到规范手术和药物治疗基本需要。

　　“要想从源头上控制包虫病，应该人畜共防，走‘犬驱虫与家畜免疫相结合’的路子。”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蔡金山建议，开展犬只数量的调查，测算流浪犬的数量；做好家犬的驱虫和犬粪的无害化处理工作；开展牛羊包虫病感染情况的基线调查；加强动物检疫监督，做好患病脏器和病死牛羊尸体的无害化处理。“目前，在青海，包虫病基因工程疫苗的试点有效率达到了94%，建议尽快推广该疫苗。”

　　加强宣传也很重要。丁洁建议，设立专项基金，开展有效、专门、深入、持久的宣教，“可通过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电视、流行歌曲、戏曲、手机短信或微信等，宣传包虫病，内容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在少数民族聚集区，要注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宣传包虫病防控知识。”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下一步将成立包虫病防治工作的协调机制，在流行区省份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健全工作机制，落实部门责任。并且强化健康教育、源头管理、防治结合以及科技攻关。

　　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农业部将指导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切实落实牛羊监测、免疫和犬驱虫等防控措施，今年重点是做好《防治包虫病行动计划（2010—2015年）》的终期评估工作，稳固防控成效；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同时做好宣传培训工作，增强农牧民的防疫意识，提高基层防疫人员的技术水平。

　　“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计委、农业部等部门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防控协调工作机制，十分必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表示，“十三五”是解决包虫病问题的关键5年，也是攻坚的5年，要做好“十三五”期间包虫病的防控规划。相信5年后，我国包虫病的问题会有一个根本性解决。

　　委员们的拳拳百姓情怀，政协真诚务实的建言，只为了那5000万农牧群众的生命健康，只为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上不再见令人揪心的包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