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热风劲吹，传统医疗行业也站到了风口上。借助互联网连接、智能的特性，移动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软件层出不穷，并因其随时随地可使用，能够解决挂号、咨询等就医难题，受到人们的欢迎。最近《人民日报》刊出系列报道，结合越来越多患者通过互联网挂号、交费、咨询、查看报告等现象，就“互联网+医疗”的特点、现状和走向进行深入分析。

　　《人民日报》的系列报道，展示了当下“互联网+医疗”兴起发展的生动场景。作为移动互联时代的新生事物，“互联网+医疗”引起了医疗界、管理部门和舆论的高度关切。前不久，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表示，互联网上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医生通过网络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询，不能开展医疗诊治工作。这被外界解读为国家卫计委对“互联网医疗”的明确禁止，并引来一些网友和媒体的吐槽，被认为是在阻挡新生事物，扼杀互联网时代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进行的探索。

　　“互联网+”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提升实体经济和公共服务的创新力和覆盖力。现在，人们相信“互联网+”可以搭配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只要与互联网有机相“加”，就能够产生新的变化，开拓出崭新的巨大空间，比如教育和互联网相“加”发展起了远程教育，金融和互联网相“加”结出了互联网金融之果，等等。然而，这一模式不能简单运用于医疗诊治，至少在目前国情条件下，“互联网+医疗”不能理解为医疗诊治和互联网的简单相“加”，不能直接等同于“互联网医疗”。

　　严格说来，卫计委对“互联网医疗”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去年8月，卫计委出台《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包括医生和医生之间）进行的远程医疗服务作出了具体的规范?？杉?，卫计委只是禁止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的医疗诊治，其他如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对医疗机构（医生）进行医疗指导、学习交流，以及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回答患者的询问，就健康问题给出咨询性意见（而不是就疾病问题进行诊疗并给患者开出药方），都不在禁止之列。

　　要求“互联网+医疗”恪守“不能开展网上医疗诊治”的边界，严禁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有着很现实、理性的原因。医疗诊治针对人的疾病，直接触及人的身体，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贴近性，医生需要和患者面对面近距离接触，通过“望闻问切”并借助医学检查检测结果，才能对患者的病情做出科学的判断?；チ嗣窃冻探涣魈峁┝饲八从械姆奖?，但医生和患者进行远程交流，终究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近距离的交流，医生通过远程交流获得的关于患者的信息，无论如何也不如当面接触患者所了解的那样直接、切近和深入。医疗诊治活动的技术安全性与医患交流的“距离”密切相关，“距离”越小，技术安全性越高。医学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到今天，“距离”和安全性之间的关系仍未有根本改变，出于最大限度降低医疗技术风险、保证医疗安全性的考虑，禁止医生向患者提供“联网医疗诊治”，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信互谅受到较大影响，由此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医患冲突和恶性伤医事件。在传统医疗诊治机制下，医生和患者无障碍、近距离直接交流，尚且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可以想见，现在如果贸然放开“互联网医疗诊治”，客观上将使江湖游医、庸医恶医及各种医疗欺诈行为有更大平台，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和敌意情绪势必变本加厉，医疗诊治的风险将空前放大，安全性将大幅降低。从这个角度看，禁止医生向患者提供“互联网医疗诊治”，正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医疗“信任风险”，保证医疗行为的“信任安全”。

　　当然，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和业态的持续发展，“互联网+医疗”的格局和边界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变化。目前我国禁止医生通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医疗诊治，这种态度将与时俱进、顺势而为，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不断完善，“互联网+”新形态在医疗服务领域渐成气候，“互联网医疗诊治”的一些环节有可能有条件地逐步合法化，成为传统医疗诊治活动的重要补充。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他们的“互联网+医疗”也经历了一个从禁止到解禁、从探索到成熟的过程。如美国远程医疗协会（ATA）制定了《远程医疗实践规范与指南》，要求医疗服务机构及其专业人员开展与患者的远程互动交流，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个指南，以保证医疗诊治行为的程序合法性与实体安全性。此外，关于互联网远程医疗与医保的对接、网上支付、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资质认定、远程医疗纠纷或事故的处理方法、患者权利维护与救济等，都需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技术规范和完善立法来加以保障。这些做法和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