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掀起了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的“离职潮”。截止到5月18日，人民网金融通过wind数据终端梳理，发现在市值排前100名的上市公司中，目前只有22位政府退休官员任独立董事。(人民网5月20日)

　　“官员独董”现象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2011年，一项针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当时市值排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担任不同职务的前任官员达1599人，其中近500人担任独立董事。如今，“官员独董”的数量已大为减少，一些“官员独董”因各种考量而放弃独董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疑问和焦虑。

　　但客观地说，“官员独董”现象依然存在且数量并不太少，这方面的争议依旧存在。如果一些问题得不到厘清和彻底改变，“官员独董”现象就不可能消除，甚至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卷土重来。

　　离退休官员是否可以担任独董?独立董事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防止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防止损害公司整体利益。这个制度设计当然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当离退休官员担任独董时，新的无法回避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他们是否具有专业知识、参与热情、客观立场?他们是否能在待遇优越的背景下，继续拿高薪?他们是否会在上市公司的发展中，不恰当地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对于熟悉国情的公众来说，后两点更让人担忧。一旦离退休官员将其储备下来的“影响力”运作于公司经营，政商关系就可能走得过近。

　　当然，现有法律并没有完全禁止离退休官员担任独董，它对独董的任职资格只是：独董不得持有任职公司1%以上股份，无亲属在该公司任职。只要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离退休官员就可以到企业担任独董。那么，又如何有限制约离退休官员的能量，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独立董事，而不是人们担心的幕后“操作者”?否则，公众必然会习惯性地质疑和认定官员独董的作用就是“权力花瓶”或“资源整合者”。这种怀疑对那些称职的“官员独董”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对于公众来说，更是无法排解的社会焦虑。

　　这种担忧需要更细致的制度和规定来破解。其中，三方面细节需要界定清楚：

　　首先，“官员独董”该不该拿高薪?《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指出，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

　　其次，“官员独董”该不该有回避意识?除了时间上的3年限制之外，对官员担任独董是否应有强制性的地域、行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回避?所谓官员影响力有其辐射范围，对于“官员独董”必须尝试着梳理出其可能存在的影响范围并予以切实回避。

　　第三，“官员独董”该不该有更透明的公开?他们需要向组织备案，但对公众来说，则知之不多，若不是记者详加梳理，公众未必知道和熟悉“官员独董”现象。因此，应有更具体的信息公开制度，要求“官员独董”更透明地站在公众面前，接受各方“检阅”。

　　“官员独董”不是一个新现象，对其存在的问题必须作出回应，特别是制度性回应。只有通过制度解答和解决这些疑问，并将“官员独董”有效地置于制度的监管之下，公众才能对这一现象脱敏，认为这是人尽其才的市场现象，而不是什么所谓“旋转门”或“官商联姻”。即便如今“官员独董”群体的数量已经减少，这些依然存在的问题仍需制度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