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治理，如今在京津冀地区可谓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2014年，全国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城市中，京津冀占了8位；今年1季度，较差的前10位城市中，京津冀又占了6位。时时而至的雾霾天，让人们免不了纳闷：为什么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这么难？

　　4月22日，全国政协召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大气污染防治”双周协商座谈会，政协委员、京津冀三地政协主席、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汇聚一堂，探讨京津冀大气污染的根源及协同防治的途径。

　　大气污染防治需要区域协作，这是共识，更是难点

　　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人们最敏感的就是PM2.5指数。那么，京津冀地区PM2.5的来源到底是什么？这是污染治理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根据环保部与中科院、工程院对北京、天津、石家庄的大气污染物颗粒物来源的研究，三地PM2.5本地来源中，机动车占北京市的31%，扬尘占天津市的30%，燃煤占石家庄的28.5%，分别为三地污染源之首。”全国政协常委、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为大家揭示了答案。

　　为消除这些不同污染物来源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三地都把控煤、控机动车污染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要治理措施。如：北京推出《北京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天津对大气污染治理实行全方位网格化管理，一旦发现污染行为立即督办整改；河北省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表示宁可降低GDP和财政收入增速，也要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然而，从源头上治理大气污染并非易事。由于三地毗邻，任何一个区域的污染物都容易对其他区域造成污染，因而，如何在大气治理中进行区域协作，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中央部署，京津冀及周边六省区市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小组。由于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治理大气污染中需要区域协作，虽然已是三地共识，但仍是目前的难点。比如，三地污染物排放标准各异、机动车环保监管不统一、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仍不完善等等。

　　去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的“APEC蓝”让人们看到了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的希望与效果。目前，京津冀在区域信息共享、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和应急联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京津冀三地政府负责人也不约而同地反映，他们期望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概念，加快推进区域共同立法。

　　“大气污染的特点就是区域性和广域性，联防联控是整个治理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程红说，但现在联防联控主要还是靠行政的协调和推动。她建议，未来应当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设立专章，明确要求重污染地区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的协作机制，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统一监测、统一预警、统一应急这些联防联控的具体机制，并借鉴国外经验，由国家研究制定《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环境执法的“最后一公里”未完全打通，亟须加大执法力度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纷纷针对大气污染行为加强了违法处罚力度，但委员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地方在环保法规的执行上力度仍然不够，各个城市违法处罚的标准也并不一致，最高处罚金额有100万，也有10万，为此，不少委员呼吁，三地亟须加大和统一区域执法力度。

　　“我们在调研当中听到不少人反映，目前在环保法规的落实上仍存在不少老实人吃亏的问题，谁治污、谁守法，最后是谁吃亏。”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徐辉在发言中直言不讳。

　　“执法属于‘最后一公里’，是非常重要的。”徐辉说，目前基层环保执法的力量比较薄弱，很多基层一线的环保非常缺乏执法力量，政府虽然表明要对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但在实际操作当中，“最后一公里”的到位还存在问题。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黎昌晋看来，我国环保队伍特别是专业队伍力量比较弱也是造成执法力度不强的原因之一。“我们国家每百万人的环保专业人员只有150人，而美国现在已经达到3000人了，我们只有他们的1/20。”黎昌晋建议，未来应大幅增加环保部门的执法人员力量，特别是在乡镇、街道这一级设立派出机构或者专业的环境执法队伍，控制偷排偷放的问题。并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增强环保队伍的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郑广台在调研中还发现，各行政区域之间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环境?；ば枰淇悸堑牟煌?，违法处罚标准也并不一致。如最高的处罚金额，有罚100万的，也有罚50万的，也有罚10万的标准。

　　“这样会造成一种监管的漏洞，很不利于对企业的监管。大气污染是互相影响的，因此建议要协调区域内的立法，基本实现基层执法标准和处罚力度的相对统一。”郑广台说。

　　但也有委员认为，各地处罚标准不同归根结底还是发展不均衡导致，不可一蹴而就。以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物收费标准为例，目前，京津冀三地收费标准是9：7：1，标准相差很大。有委员提出，应当缩小收费标准，以避免一些污染物在区域内进行转移；但也有反对者认为，河北地区目前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如果骤然缩小差距，河北的产业结构能否消化排放费用的成本因素，也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

　　吃饭问题与环保问题需要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尚需时间

　　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不同，京津冀三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如何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是三地协同防治大气污染所必须面对的难题。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防治机制能否长久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布局能不能得到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能不能得到升级、转型、改造。而这其中，河北又是重中之重。

　　“减煤压钢形势不容乐观。”吴晓青介绍，目前京津冀三地煤炭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约为65%以上。生铁、粗钢总量约占全国25%以上，而这主要集中在河北省。随着地方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河北省要在2017年完成压减4000万吨煤、6000万吨钢的产能任务，难度相当大。

　　京津冀需要一体化的能源结构布局，这也是不少委员的观点，但同样面临困难。根据委员们的调研，三地尤其是河北农村人口冬季仍主要靠散煤取暖，这是污染的重要来源。尽管政府在努力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但由于煤炭成本低廉，对煤炭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且“多煤少气”的能源结构是我国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就必须寻找一条既能大规模使用煤炭资源，又能大幅度减少煤炭污染的道路。

　　“我个人认为，千万不要提彻底改变河北省的重化工产业结构，这是不现实的，成本将极高。”全国政协委员王小康提议，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对这个重化工结构进行减量、转移、优化、升级改造，就地减量、转移出去、本身还保留下来的升级改造。

　　“建议国家将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向河北布局，让河北在压减过剩产能、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在一些新项目、新产业上能够及时有所跟进。”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副省长秦博勇说，“同时也建议国家加大对于京津冀鲁等地天然气的供应，并充分利用国家西部的电力资源优势，加大西电东输的建设，减少区域的燃煤电厂。”（本报记者李昌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