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下午3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层会议室。

　　3个小时的调研座谈会，因参加人数过多，会议室后面加满了凳子。

　　这是一场没有邀请地方政府官员的会议，参会者均为上海市各改革试点法院的代表人员。不仅如此，为摸清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专题组还别出心裁地将座谈会按照法院人员分类分成三场“小座谈会”，委员们分别与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面对面沟通交流。

　　“召开这种形式的座谈会，就是希望能多听听基层的声音，了解一线法院人员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真实想法和诉求。”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专题组组长陈冀平如是说。

　　“丢掉拐杖，挑起担子”

　　2014年3月，根据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总体部署，上海等7个省市成为首批试点地区。同年7月，上海市二中院与徐汇、闵行、宝山区法院等4家单位开始先行试点。

　　半年多来，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如何？取得哪些经验和成绩？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在专题组看来，要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必须全面倾听各方意见，来自法院一线的工作者更有发言权。

　　能够参加如此“高规格”又“接地气”的座谈会，来自一线的法院人员代表都格外珍惜话筒前的5分钟，大家谈问题深透实在，说希望情真意切。专题组成员记得认真，听得仔细，问得务实。

　　“说句实在话，以前在案件处理、裁判文书制作中有一定的惰性和依赖心理，总认为庭长、审判长这些经验丰富的人能够‘把把关’。现在司法改革的核心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我们不得不‘丢掉拐杖、挑起担子、带起紧箍咒’。”上海二中院刑一庭审判长郭寅向专题组坦言。

　　谈及司法改革的前后变化，来自二中院民二庭审判长卢薇薇同样感触良多。“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倒逼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更加仔细，法律适用更加准确。”

　　目前，中央相关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员额管理制度。实行员额制以后，案件的审理质量究竟提高没有？案件的审判权完全交由法官行使后，如何确保办案公正、质量不滑坡？专题组对此十分关心。

　　多位法官代表告诉专题组，推进法官员额制后，法官确实能够更专注于核心审判工作，交由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明显少了很多，案件审理质量也有所提升。另外，部分试点法院在本轮改革中建立了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及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专门为疑难案件提供“智囊”支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案件审理质量。

　　不过，目前的现状是，法官的主体地位虽有上升，但总量却大幅压缩。专题组认为，如果法官助理、书记员等辅助人员增补不到位，案多人少的现象依然存在。应拓宽审判辅助人员来源，落实经费保障，真正为法官“减负”。

　　“期待，也怕受伤害”

　　本轮司法改革推进法官员额制后，专题组成员明显感受到，相比进了员额的法官而言，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显得忧心忡忡。

　　“什么是‘员外’？就是我们这些没有入员额的人。对于司法改革，我的内心充满期待，也怕受伤害。”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唐启盛的话道出了所有“员外”们的心声。

　　代表们普遍反映，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法官助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为法官助理？第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法官？“许多像我一样的法官助理一直兼做书记员的工作，开庭打字的速度倒是越来越快，但对于写法律文书和调节能力没有真正提高。”唐启盛边说边无奈地摇头。

　　专题组了解到，上海的法官助理任满5年，就可以择优选任为法官，选任一般每年组织一次。不过，法官助理晋升法官的通道究竟顺不顺畅？来自闵行法院刑一庭的法官助理谢威给出了答案，“以我所在的闵行法院为例，目前有170多名法官，去年首批入员额的法官仅有79人，这还不算去年新加入的30多名新干警，在如此高压竞争态势下，我觉得‘入额’的希望渺茫。”

　　焦虑同样出现在司法行政人员中间。来自二中院政治部的纪伟表示，改革后，自己总有一种“被边缘”、“被冷落”的感觉。“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和司法行政人员密切相关的改革政策出台，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性。”

　　委员们发现，严格实行员额制后，综合部门留人难的矛盾的确比较突出。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要避免综合部门优秀法官重返办案一线后，审判管理、审判调研、司法政务等工作弱化；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切实解决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来源、保障、出路及管理问题。

　　探讨、反映、倾听、记录……三小时的座谈会，与会者直奔主题，讲真话，说实话，气氛活跃而坦诚。

　　临结束时，陈冀平不忘补充道，“我们已经把大家反映的情况记下来，如果还有问题和建议，可以以书面形式交给我们，以便我们好好研究。”专题组务实的工作态度，让与会法院代表直呼会议开得很“过瘾”，很“接地气”。

　　改革，总会有阵痛。司法改革试点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陈冀平希望，“政协委员们在推进司法改革中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