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县委书记这个岗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仅自己当过县委书记,多次写文章谈如何当好县委书记,还出席专门为县委书记举办的培训班,与学员面对面座谈。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

　　根据公开资料,习近平点名称赞过的县委书记,至少有三位:焦裕禄、谷文昌和王伯祥。

　　焦裕禄是谁,相信不用多作介绍,习近平曾多次提倡和要求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学习,还曾专门为焦裕禄写过诗词,以追忆明志；而通过最高党报这几天的高规格介绍,谷文昌也为大家所熟悉。一般读者了解较少的,可能是王伯祥。

　　但如果提起山东寿光,可能知道的人更多一些,从1986年到1991年,王伯祥当了五年半的寿光县委书记。有人用三句话概括他的县委书记生涯:他是一个改变了全国蔬菜市场格局的人,他是一个改写了寿光历史的人,他是一个把山东有名的穷县打造成全国百强县的人。

　　这三位曾经的县委书记,所在地方和年代不同,但无论是形象还是经历,都有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来自基层,焦裕禄曾在工厂工作数年,谷文昌参加革命前是河南的石匠,三人中最年轻的王伯祥,虽是大学毕业,但看形象却最像个农民。他们都在艰苦贫困地区主政,还都曾带领当地农民与风沙、盐碱等作斗争。

　　当然,这些个人经历的相似,可能只是巧合,更大的共性,是他们的职业追求和精神气质。重温他们的跨越半个世纪的事迹,也能发现很多共通的特质。

　　他们都有为民服务的追求,把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作为最大目标。焦裕禄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谷文昌说,“党要求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王伯祥说,“我想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什么能让百姓富起来,什么对百姓有利我就做什么。”连说的话都何其相似。更关键的是,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带头造林、治理风沙、发展特色产业,都是为了解决群众生存发展最急迫的需求,为了当地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人,干净做人,清廉做官。焦裕禄严格要求子女,一张电影票都不愿意多占。谷文昌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退休后,连一辆自行车都要上交。王伯祥担任寿光县委副书记、书记8年,一直住在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4间平房里,1991年他担任潍坊市副市长时,全部家当只装了一辆卡车。

　　他们都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能够打破僵化的条条框框。焦裕禄为解决当地群众吃饱肚子的问题,把责任一人揽下。谷文昌力主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让当地很多人感念至今。在计划经济坚冰未破的时候,王伯祥顶住压力,把搞蔬菜作为全县第一要务,造就了全国闻名的蔬菜之乡。

　　另外,作为主政一方的主官,他们更追求“潜绩”而不是“显绩”。无论是种树还是治沙,都不是在短短任期内见到效果的,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但正如习近平在文章中所说,“潜绩”也是最大的“显绩”。事实证明,几十年后,人们对他们的功绩仍念念不忘。

　　前人远去,政声犹在,也为当下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习近平说,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三千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

　　当下,这数千个“一线总指挥”,承担的责任更重,中央也给予他们更大的重视和期待。应该说,现在的县委书记们,知识水平更高,视野更开阔,干事的舞台也更宽广。但是,在为民情怀和务实清廉,尤其是政绩观上,还应该多向前贤学习。因为权力大、制约少,县委书记走上贪腐道路的也不少。在当前强力反腐的新形势下,还有一些人患上不作为的懒症,不敢干、不会干、不想干,饱受群众诟病。在这种背景下,重温三位县委书记的事迹,更具现实针对性。

　　总书记多次称赞这三位曾经的县委书记,不仅是赞扬他们的清廉、为民和实干,更为今天选拔评价干部提供了标杆。当下,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更需要更多敢担当、能创新的干部独当一面,发挥“纽结”作用,当好“一线指挥”,带头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从县委书记研修班上提出的“四有”要求,到近日提出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的这些要求,是对全体领导干部说的,当然也是对县委书记们说的。怎样才能成为总书记眼中合格的领导干部,不妨多看看他称赞过的县委书记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