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习近平主持深改小组会议，通过医改意见。会议强调，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将公平可及、群众受益作为改革出发点和立足点，落实政府办医责任，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新京报》4月2日)

　　让公立医院告别“逐利”、回归公益性，让公众不再看病难、看病贵，一个显见的路径是：加大财政投入，对医护人员进行财政“供养”，而不是听任医院走市场化路子，以药养医，自生自灭。假如财政不投入或投入少，又不让医院“逐利”，没有经济的支撑，医院必然难以为继，无法保证医院正常运营。

　　多年来，我国医疗投入的确欠账太多，日本的投入是占GDP的8%~9%，欧洲是10%~12%，美国是16%，我国却不到6%(《新快报》2013年3月7日)。与此对应的，就是公立医院搞市场化，自谋生路。有数据显示，目前医院90%~98%的收入靠医疗收入。医疗投入的欠账，公立医院公益性的褪色，必然导致公众“看病贵”，甚至加剧医患矛盾。这也恰是医改的难点和重点，医改是否成功是否深入民心，关键在于财政投入是否充足、到位。

　　但是，公立医院告别“逐利机制”，仅有财政投入是不够的。首先，民众“看病贵，看不起病”，症结在于药价贵。药价贵，贵就贵在药品流通链条长，中间环节多，“食利”者众，关关加码，层层剥皮，各种“明扣”、“暗扣”和提成吞噬药价利润，让药价自然一路飙升。如果药品价格不能真正降下来，公众“看病贵”的难题依然难以破解。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自我曝丑，称“90%的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就此而言，药品价格如何“普降”且大幅度下降，也是行政部门所要亟待破解的难题。否则，它会将医院不再“逐利”的效果消解于无形。

　　其次，医疗腐败不除，医院告别“逐利”很难兑现。医疗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少，如收病人的“红包”，在医药代表手中拿“回扣”，或是在诊疗过程中拿“提成”等，凡此种种中饱私囊的行为，无疑将这些费用转嫁到了患者身上。如此，财政投入不少，而医疗腐败却不能遏止，最终受损的依然还是公众，这显然与医改的初衷南辕北辙。

　　让医院告别“逐利”，其政策指向，归根到底是解决公众“看病贵，看病难”这一痼疾。加大财政投入，可以让医院不再“逐利”，但也必须辅助于降低药价和摒除医疗腐败，类似改革不可或缺，必须齐头并进，一揽子解决。

　　解决药价贵，可以砍掉更多的“二道贩子”，大幅度缩减流通环节，挤压药价水分。对此，今年3月，卫生计生委已出台药品二次议价征求意见稿，要求药厂只能委托代理商进行一次终端配送，并且鼓励药企将药品直接配送给医院。而要摒除医疗腐败，除了完善制度设计、依法惩治外，关键在于整治要动真格，只有违规违法成本高企，才能威慑更多的医护人员，让他们不敢把手伸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