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在回答记者关于“限行”、“限购”的“红头文件”是否违法的提问时回应称，这些“红头文件”不是地方政府规章,不属于《立法法》调整范围。（人民网3月24日）

　　此前，社会各界对此次立法法修改寄予厚望，希望新《立法法》能勒住“红头文件”这匹“任性”的马。郑淑娜的表态似乎给公众泼了一瓢冷水。

　　总体而言，在社会治理中，“红头文件”大多数时候与法规相得益彰，功不可没，是法律法规的有益弥补。不过，因为不可避免地带有太多长官意志的烙印，而且程序上较为随意，一些“红头文件”不仅损害公众利益，还有与法规相抵触之嫌。譬如，去年，多地“连夜出台”的机动车限号或限购政策、“说涨就涨”的燃油税等。这类“红头文件”，与依法治国的理念冲突，违背了“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立法法》不管“红头文件”，这是一种科学的法律界定。《立法法》是“管法的法”，这个“法”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下属部门制定的规章；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也就是说，《立法法》最低只管到“规章”。红头文件”既不是法规，也不是规章，只是政府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虽然比较多而且乱，但若用《立法法》管“红头文件”，显然有悖法理。

　　《立法法》不管“红头文件”，有遗憾，但对此不必悲观和忧虑。

　　首先，在依法治国的当下，各种法律法规会更加健全和完善，依法行政、简政放权已然成为社会治理“新常态”。而且，公民权利已普遍觉醒，“红头文件”已失去“任性”的土壤。

　　其次，“红头文件”的出台面临越来越多的“金箍”。不管是规章还是“红头文件”，假如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则不能设定减损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的规范。我国监督法也规定，本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审查本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是不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如果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人大有权予以撤销。当依法治国成为社会“新常态”后，形形色色的“红头文件”或将逐渐减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要让公众对《立法法》不管“红头文件”不悲观，起码要实现两个前提：一是“土法”不能大于“国法”，防止“红头文件”凌驾于法律之上；二是确保“红头文件”充分彰显民意，体现公众吁求，而非权力的“任性”，甚至将其当作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