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烈

　　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时，贵州内部刚刚结束了因争权夺利而持续了两年的军阀混战。王家烈虽然获胜，取得了国民党25军军长兼贵州省省主席的称号，但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对手：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这三人虽然口头上表示听从王家烈的命令，但实际上王家烈根本无法插足三人的地盘，更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当时王家烈能直接调遣作战的部队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所辖5个旅，共15个团。

　　当时，在西南军阀中王家烈力量堪称最弱，为巩固自己的势力，王家烈疏通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让贵州烟土从广西过境，并缴纳“通关税”；又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后来还定立所谓“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以对抗蒋介石“中央”吞并贵州的企图。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向贵州推进，蒋介石一面让王家烈堵截红军，一面派薛岳率领8个师的“中央军”在后追赶。王家烈兵力不足，他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结果，广西的李宗仁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开到贵州都匀、榕江策应；广东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推进到广西浔州(桂平)，必要时进到柳州策应。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余汉谋处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的情报，蒋介石已经有了“趁追击红军之际派薛岳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的打算。

　　薛岳自从从江西出发到进入贵阳，仅派一个营在镇远附近与红军后卫部队有过一次小接触，其余时间均和红军保持一定的距离，用当时薛岳官兵自嘲的话说，就是“一路送行到贵阳”。当时红军在沿途写给“中央军”的标语里，有“有劳远送了”、“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的字句。

　　红军主力于贵州东部击溃了王家烈部之后，直趋乌江。薛岳却派人抢占了王家烈的老巢贵阳。这时桂系军队也正向马场坪前进，薛岳到达马场坪后，命令部队在马场坪附近休息两天，并急电桂军不要再前进。后来，薛岳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现在入了半个广西了。”知情人透露，他这话指的是桂系财源有一半靠贵州鸦片烟土的税收，现在截断了广西与贵州运输鸦片烟的主要通道，控制了贵州的鸦片税收，故等于占领了半个广西。

　　1935年4月上旬，经过红军的一次次打击，王家烈的部队损失惨重，红军主力西征入滇。蒋介石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利用作战失败的责任问题开始对王家烈“开刀”。

　　蒋介石先让王家烈在所任“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但王家烈说：“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有保障。”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立刻提醒王家烈：“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王家烈又提出要和手下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商量。实际上，晏道刚早已买通了何知重、柏辉章(何知重得到五万元大洋，柏辉章得到三万元大洋。两师长还被告知，以后可编为“中央直辖师”，领取高额军饷)。所以，当王家烈告诉自己两个师长愿辞去主席保留军长时，何、柏两人便暗中纵容部下包围王家烈，要拖欠的军饷。而王家烈已经失去贵阳等地盘，根本无法发放军饷。

　　此后，蒋介石又发布整顿命令，要王家烈按照“中央军”建制将原来两师辖15个团，缩编为两师辖6个团，还说不整编就不发军饷。在众叛亲离、上下夹攻的形势下，王家烈只得到贵阳向蒋介石面请辞职，并要求“出外考察”。蒋介石却说：“在国内各地看看就得了。”第二天，蒋介石在报上公布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并给了王家烈5000元旅费，又让张学良用飞机将王家烈送往汉口，以“特准免考入陆大”。为了防备桂系军阀支援王家烈，蒋介石在让王家烈辞职时，立即任命和李宗仁、白崇禧交情颇深的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以缓和与桂系的矛盾。

　　鉴于王家烈的教训，龙云对“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云南感到十分害怕，他立即派人告诉薛岳：“薛君个人来省，余当表示欢迎，若统大军同来，则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