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权威信息缺位网络谣言有缝就钻 专家：社会治理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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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我国互联网、移动终端平台流传了124个典型网络谣言。网络谣言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网络谣言查处过松、处罚过轻，造谣传谣成本和风险过低。专家建议，应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形成打击网络谣言的“天网”。

　　2014年5月12日，浙江余杭发生群众聚集事件，千钧一发之际，一则“警察打死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聚集群众的情绪瞬间被激化，部分群众开始打砸车辆，围攻殴打劝解干部与民警，致使干部、民警不同程度受伤。事后查明，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谣言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

　　据中国人民大学?；芾硌芯恐行暮椭泄形ㄑЩ嵝挛偶喽叫形芯炕岬难芯勘ǜ嫦允?，2014年，我国互联网、移动终端客户端平台流传了124个典型网络谣言，其渗透深、主体多、手法全、危害大。

　　权威信息缺位

　　网络谣言有缝就钻

　　中国人民大学?；芾硌芯恐行闹魅翁凭衔ㄍ畔⑷蔽?，为网络谣言传播留出了空间。

　　梳理2014年的断尾新闻，与上海福喜“过期肉”、荣兰祥超生、王林涉嫌非法行医案等断尾新闻相伴的，往往是各种各样的谣言。

　　“此外，官方面对突发事件，进行?；厥比狈蒲Ф圆撸ㄍ⒉?lsquo;定调子’，没有进行深度披露，为谣言孕育提供了环境。”唐钧说，2014年10月，有谣言称浙江永康火车站发生“暴恐”事件，实际上这是一次当地警方进行的反恐预演。“如果信息公布及时、公众对此了解深入，怎么会产生引发社会恐慌的谣言？”

　　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监督行为研究会会长孙永鲁认为，在引发关注的焦点事件面前，官方发布权威信息的速度落后于其他普通商业媒体；官方习惯于对事件本身的表层内容进行简单陈述，缺乏深层次的信息发布，使得公众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偏低，甚至质疑政府的公信力。

　　对此，专家学者建议，治理谣言首先要灭源头，使权威信息及时发布。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赋予公民“获取信息”的法定权利。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明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

　　近年来，各类意见征求座谈会、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的推出，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

　　谣言动因复杂

　　造谣传谣应快速查处

　　复杂的社会心态与需求是网络谣言的动因。“有部分群众散播谣言，虽然是出于趋利避害、发泄情绪或传递爱心的正当需求，却被居心不良的人加以利用，反成为网络谣言的推手。”唐钧介绍。

　　“2014年11月起磁条卡不能刷”“通讯基站、高压线、变电站成隐形杀手”等网络谣言，正是造谣者利用网民对自身的关注，编造出与网民切身相关的谣言，让网民在趋利避害、规避风险的心态驱使下，帮助传播谣言。

　　近年来，网络谣言身披五颜六色的“糖衣”，打着“反腐揭黑”或“爱心公益”的旗号刺激公众的情感神经，使公众缺少理性思考，陷入“善良的陷阱”；或者通过离奇的事件唤起网民内心公正、民主等道德观念，通过强烈反差勾起网民的愤怒与不满情绪，使网民参与谣言传播。如2014年的典型事例：“天津高考考生档案遗漏无法录取”“女小贩被城管暴打维权无果”等谣言。

　　“在网络谣言的生成中，有部分造谣者纯属故意造谣，以造成恶性影响，包括：恶意制造娱乐八卦，利用网民娱乐与猎奇心理，损害他人形象与声誉；进行恶性商业竞争，企图制造噱头来炒作营销，或非法打败竞争对手，例如，深圳一地产职员为提高网站点击量散布虚假‘暴恐’谣言。”唐钧说。

　　网络谣言中影响最为严重的一类是“官谣”，即官方发布不实信息，推脱事件责任，摆脱嫌疑、污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如何应对形形色色的网络谣言？孙永鲁认为，网络谣言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网络谣言查处过松、处罚过轻，造成网络造谣、传谣的成本和风险过低。下一步，应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形成打击网络谣言的“天网”。对谣言始作俑者进行有效的法律制裁，才能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社会沉疴未除

　　谣言环境桎梏待破

　　如果公众在现实社会中利益受损，而维权成本又过高，社会信任度又过低，就容易使之选择用网络谣言的方式“倒逼”党政部门采取措施改善社会状况，从而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

　　2014年8月16日，有网民发帖称“陕西省洛南县扶贫局假扶贫吃回扣”引发人们关注，商洛市洛南县人民政府调查发现网帖并不属实，资金早已发放到农户账户。事后得知，该网民是想通过编造网络谣言，引发舆论关注，倒逼政府，确保自己权益不受损害。他的这一行为最终受到了法律惩处。

　　“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公共服务不均、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让公众产生不满和质疑，但是在官方的信息公开与传播不够，社会公信力较低时，容易使公众产生极端的‘求真相’需求，为网络谣言的滋长提供契机。”唐钧说。

　　过度担忧是网络谣言生成的又一重要原因。网络谣言多在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之后甚嚣尘上，其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公共安全感”不足。如2014年昆明“暴恐”案后出现诸多谣言，包括：“云南红河州多地抓获恐怖分子”“昆明长水机场抓2个新疆人，称有人出1亿让他们暴乱”。

　　孙永鲁说，与现实社会相比，虚拟空间具有匿名效应、“多中心”以及信息海量等特征，再加上目前的监管还不完善，虚拟社会存在秩序混乱的情况，这为当前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与便利。

　　专家认为，网络谣言的根源在于社会治理的不善，因此，完善社会服务与管理，是网络谣言的治本之策。应该做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工作，尽可能解决民生所需，防患于未然，完善公众表达不满、争取关注和维权的正当渠道，充分发挥妇联、工会、消协等社会组织的作用，疏通“社会解压阀”。（徐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