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在台北最大的“垃圾堆”上喝了一杯别开生面的咖啡。是的，这个窗明几净的旋转餐厅，就建在北投垃圾焚化厂120多米高的大烟囱上。往下看，淡水河与基隆河蜿蜒流向天际，岸边多是高档住宅。“30年前，河上漂的都是垃圾，甚至还有死猫死狗，臭得要命，哪有人在旁边住？”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陈龙吉对记者说。

　　从“瘟神”到抢手货

　　游台的旅客都同意，干净是台湾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但他们可能想不到，就在二三十年前，台湾还是一副遍地垃圾的景象。台北算好的，南部垃圾都直接扔街头，高雄等有重工业的城市“空气都是黄的、臭的，污染比今天北京雾霾严重多了”。

　　台湾如何用20年时间成功变身？陈龙吉可能是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人，台北的三座垃圾焚化厂都是在他任“环保署副署长”时，亲手规划兴建的。

　　1987年，台北在内湖区建起第一座垃圾焚化厂，建设过程充满阻力。建厂之前，周边居民极力反对，怕脏、怕臭、怕空气污染，甚至怕风水变坏，怕受到诅咒都成了理由。其后全台陆续建起24座垃圾焚化厂，几乎每座都遭遇民众抗争，其中彰化溪州的焚化厂，开工之日甚至动用了3000警力。

　　厂建好后，环保团体不断挑刺，例如发现附近一棵树叶子黄了，就说是焚化厂的错；居民也多有疑虑，有人发现烟囱竟然不冒烟，就质疑是不是“白天故意不烧，晚上偷偷烧”。陈龙吉说，他请里长过来看，里长守了3天，发现焚化炉确实一直在烧，才说“啊呀，我真是冤枉了你们”！

　　再到后来，垃圾焚化厂从“瘟神”变成了抢手货。因为厂周围的环境不但没有变糟，而且厂内还添置了大量的公共绿地和休闲娱乐设施，供区内居民免费使用。除此之外，区内居民还可获得电费补助，外加每年总额高达数千万元（新台币，下同）的回馈金。

　　现在的北投垃圾焚化厂除了有垃圾车进出，看起来就是个大公园：没有烟尘，闻不到异味，大片绿地围绕着游泳馆、健身房、网球场、慢跑步道、篮球场……大烟囱上的旋转餐厅是著名地标，成了约会的好去处。

　　“开始抗议得最厉害的那个议员，后来大喊‘我也要’，要求在他那一区也建焚化厂。”说起往事，陈龙吉忍不住笑出声。

　　垃圾厂毫无异味的秘诀

　　近些年，大陆不少城市去台北学习垃圾处理经验。同样是垃圾焚化厂，为什么台北市可以做到毫无异味，污染值长期低于指标呢？

　　北投垃圾焚化厂的秘书胡坤智介绍，秘诀还在于严格细致的管理。焚化炉的主坑是最大的“臭源”，所以必须严格密闭；垃圾车一旦漏水，就会臭气熏天，所以厂里规定，一次漏水司机就记过，两次就直接开除；每天要对厂周围的道路做一次全面清洁；每台垃圾车每天必须洗一次车……

　　魔鬼在细节里，如果没有面面俱到的考量和管理，哪怕再先进的技术，也很难让垃圾焚化厂变成“大众情人”。北投垃圾焚化厂还花了许多心思，比如给大烟囱画上赏心悦目的图画，在门口竖电子标识牌，让居民随时可查污染指数，同时还在网络上公布这一数据，接受市民监督。厂里还设有一个私立幼儿园，从家长愿意送幼童来上学，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放心。

　　垃圾焚化厂是公营单位，每年市政府为此要花多少钱呢？答案是，不必花钱！焚化垃圾的过程可以发电，卖给电厂每年可以获2亿多元，加上台北市环保局向市民征收的垃圾处理费，已经超过了焚化厂每年3亿多元的投入。“垃圾焚化厂做得好，是可以盈利的”，北投垃圾焚化厂的工程师顾志康说，一些民间运营的垃圾焚化厂，可以做到12年收回成本。

　　有设备没观念也白搭

　　是不是有了好的垃圾焚化厂，城市垃圾就自动一扫而空了呢？陈龙吉说，如果没有居民配合和社会环保观念的跟进，问题就只解决了一半。

　　早期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居民把汽车钢圈、电缆等丢到垃圾里，导致焚化炉出现“烧结”，整个炉子被卡住。所以，如果市民没有做好垃圾分类在先，垃圾焚化厂就没法正常运转。

　　台北市从上世纪90年代起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也很艰难。居民需要习惯把垃圾分类，装在特制的袋子里，在固定的时间交给垃圾车，而这个袋子他们还要花钱向环保部门买。一开始，常有怕麻烦或不愿花钱的居民偷偷把垃圾丢在街头，环保部门人员就和里长们一起上街监督，发现有人乱丢垃圾先劝谕，若坚持不听就开罚，长期坚持之下，风气才慢慢转变。

　　环保教育则要从小孩抓起。陈龙吉说，当时每个学校都选“环保小局长”、“环保小署长”，小朋友回家跟阿公阿嫲说“你不能乱丢垃圾”，大人也跟着改变；这些小朋友长大变老板，为人父母，环保的观念就会传下去。

　　台湾的垃圾处理系统从无到有再到成熟，足足花了20年。陈龙吉认为，以大陆的执行力，这个过程可以缩减。他回忆20多年前带瑞典环保部的人游台北，上山时发现只要沿着垃圾走就不会迷路，心里很懊恼，结果瑞典环保部长跟他说：“别急，我们以前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