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法医专家的观点，确实构成对一审判决所依据之鉴定意见的合理质疑。但专家证人的意见再权威，也只是一家之言，能动摇但不能推翻之前作为定案依据的鉴定意见。

　　昨天上午，上海高院对林森浩涉嫌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裁定驳回林森浩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二审法院没有认可辩方提出的辩护意见，认为林森浩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虽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但不能从轻处罚。

　　二审结果并不让人感意外，但对产生实体结果的程序期待却未能得到满足。

　　本案二审的开庭审理，出现了不少逆袭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辩方所请的法医专家证人语惊四座：“被害人黄洋不是死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而是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致急性肝坏死，多器官衰竭死亡。”辩方根据专家证人的意见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

　　无论如何，权威法医专家的观点，确实构成对一审判决所依据之鉴定意见的合理质疑。法律格言有云：“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运用到本案就是，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林森浩死刑之定罪量刑的结论，应是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司法裁判，是能经得住后续程序之检验的裁判。专家证人观点的出现，便让公众产生了普遍的程序期待：一审裁判所依据的鉴定意见真的靠得住吗？重新鉴定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当然，专家证人的意见再权威，也只是一家之言，能动摇但不能推翻之前作为定案依据的鉴定意见。二审法官当庭表示，辩方专家证人所说的内容，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即是这个意思。要推翻之前的鉴定意见，尚需法庭聘请更权威的专家，作出新的鉴定意见；重新鉴定的意见也应依法接受控辩双方的充分质疑（双方均可聘请专家证人进行质证），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对此，法律上的程序保障很不完善。刑诉法虽规定，辩护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但同时又规定，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这个“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前提条件，将许多应当重新鉴定的申请挡在门外，本案即是如此。拒绝重新鉴定的理由通常是，原鉴定中鉴定人具有法定资质、接受委托和鉴定的程序合法——可理论上讲，所有的重新鉴定都可以这样的理由去否定，如是，重新鉴定制度就名存实亡了。

　　我认为，鉴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以及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考虑，死刑案件多一些程序保障是必要的。例如可规定，对于死刑案件，被告人一方申请重新鉴定的，无论理由是否正当，都应得到支持。本案二审若进行了重新鉴定，哪怕同原鉴定意见的结论一致，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其程序正义的意义也是重大的。

　　本案的辩护律师表示，“二审裁定基本没有回答辩护人提出的任何一个主要质疑”。这也是我国贯彻程序正义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最高法院一直强调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但实践中很不理想，不讲理的裁判文书比比皆是；如果法律对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出硬性要求，例如对于辩方意见是否采纳必须逐一回应，本案的辩护律师就不会为“专家证人的意见为什么不采纳”的问题摇头叹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