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格外的热闹，再加上无所不在、无所不传的网络，这种热闹前面还可以加上“异常”两个字，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对一些早已成定论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比如，慈禧、袁世凯、汪精卫，甚至居然还有已在岳王坟前跪了800多年的秦桧。

　　岳飞与秦桧的公案，这里就不用再说了，一是这段历史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早已成了铁案，二是由于当事人已经去世实在太久远了，以至于秦宰相的一些后人也都放弃了追诉的权利，比如清朝乾隆年间的秦涧泉就说过：“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只是不知道他是真的替他的祖宗忏悔呢，还是觉得早已过了追诉期。

　　而关于另外几个人的翻案的言论，在越是“雷人”就越能吸引眼球的当下，还真的招徕了一些听众。因为，这些声音几乎无一不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

　　那么，我们就且看看经过他们还原的“真相”到底是些什么，又是怎么还原的。

　　一是拿当事人曾经的历史说事。比如说袁世凯出使朝鲜，不辱使命；小站练兵、力行新政。汪精卫则刺杀过满清摄政王载沣，并且还写过绝命诗以明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二是从当事人的私生活入手。据他们考证，慈禧的私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混乱不堪，而多半是把武则天的故事移花接木接到慈禧身上的；至于汪精卫的私生活就更值得“称道”了，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其“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三是“设身处地”地替当事人着想。说“慈禧并未搜刮北洋海军的经费”，修园所费之260万两白银“只是李鸿章动员、各省以‘海军军费’为名义筹集”，“主动孝敬”的；说袁世凯接受日本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是“被动的”，之所以称帝“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的”，甚至干脆说“是被人撮弄着坐上皇帝的宝座的”；至于汪精卫投敌则当然是“受了蒋介石的排挤”，而且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暂时的低眉折腰也许不失为良策”。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一些人那里，思想混乱到了什么地步！

　　不过，再仔细看一下倒也没那么“可怕”了，因为笔者在众多的翻案者中并未看见学养深厚、声名卓著的历史学家，而多半是一些对什么都能写上一笔的所谓学者。因此，笔者虽非历史学家，更并非“学者”，倒也敢说上几句。

　　历史研究当然不应该停滞不前。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对一些历史事件、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这原本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历史？怎样运用新的史料诠释历史？怎样随着时代的前进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笔者以为，首先要看“大历史”。

　　这并非笔者的发明，而是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那里“借来”的概念。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大历史观要求我们，一是要看一个人的全部历史，而不是他的一段历史。“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都只是历史的片段，都只能说明一时，说明不了全部，更说明不了实质。袁世凯前期的洋务实践也好，汪精卫前期的革命经历也好，都代替不了对他们的整体评价。二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观照，看他是顺应、推动历史潮流的发展，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清末到民国，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要在列强环伺、分割乃至侵略之下完成救亡图存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历史出给他们的一道必答题，其结果将决定历史对他们的总体评价。很显然，在这道必答题、这道大题面前，慈禧、袁世凯、汪精卫都是不及格的。就拿袁世凯来说，没人能否定得了他在洋务运动和编练新军乃至建立共和中的历史功绩，但是复辟帝制，这个历史倒车开得就有点过分，不得人心了。是蓄谋已久的也好，半推半就的也好，被人撮弄的也好，笔者认为，作为掌握着当时最强大的北洋军的袁世凯从来都是撮弄别人，未必被别人撮弄过，而且袁公此时应该早已经过了18岁，有了承担独立民事责任的能力。至于说恢复帝制是如何的“符合国情”、有多大的“现实基础”，我们没看到，倒是看到他着意笼络或亲信的蔡锷、段祺瑞、冯国璋等，或起兵，或托病，或通电，最后，他本人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难到国情在83天中忽然又变回来了，或者是袁世凯忽然良心发现、幡然醒悟了吗？

　　其次，要有“大是非”。

　　“是非成败转头空”，这是牢骚话，其实人的一辈子是非成败是空不了也忘不了的。但是，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对国家民族肩负重大责任的人物，要讲大是大非。古人说“不以一眚掩大德”，反过来说“不以一德掩大眚”，也是成立的。武则天之宠幸张易之、张昌宗，正史并无避讳，但这抹杀不了她作为大唐盛世缔造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反观慈禧，作为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她没有用手中的权力顺应历史潮流，挽救大清的衰败，走向民族的复兴，相反却是顽固地抱着祖宗旧制不放，不思进取，乃败甲午，割台湾，杀新党，囚光绪，宣战列强，缔约辛丑，不断地割地赔款，“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至于她的私生活，笔者并无考据癖，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是就算她当得起一座贞洁牌坊，也无法掩盖由于她的政治上的无能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长久的伤痛。而一些人纠缠于修园子的银子到底是搜刮来的，还是下面孝敬的，则无异于掩耳盗铃。只要对比一下对面岛国的明治天皇拿出皇室积蓄购买军舰、支持战争的行为，不是可以高下立判了吗？至于“私生活为人所称道”、“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的汪精卫，则不但“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其实相貌姿容、诗词文章“在当时的革命家中”也是“无人可比”的。可惜这些对于政治家来说，都只能算小“德”。他作了日本人的奴才，老百姓叫“汉奸”，连他的亲哥哥（汪兆镛）都不饶恕他，骂了他一辈子。

　　最后，要有“大立场”。

　　对于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政治家是当然的公众人物，只能以公众的立场来判断，以人民的立场来判断。这就是大立场。有些人对汪精卫的投敌叛国行为给予同情、理解、辩解，据说这样是“设身处地”?？上?，这只是“设身处地”者和“被设”者的立场，是少数汉奸卖国者的立场，是日本侵略者的立场，而不是中国人民的立场。我们不排除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过犹豫彷徨。比如他曾经写过“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的诗句，可惜终于没有“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勇气。在侵略者的刺刀面前，“玉碎”还是“瓦全”？这次，他没有“引刀成一快”，而是选择了后者。他不知道“大日本皇军”也是向来崇尚“玉碎”的么？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既然有人如此爱好“设身处地”，为什么不站在被欺凌、被屠杀的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一下呢：如果有人闯进你的家，端着上了刺刀三八大盖儿，“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地烧杀抢掠奸淫，甚至在烧杀抢掠奸淫之后还想赖着不走，而偏偏有一些不肖子孙居然与这样的强盗合作搞什么“和平运动”、帮着强盗“维持治安”、屠杀自己的同胞，你还能同情、理解甚至为之辩解吗？究竟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对中国军民的抗战从物质上到精神上造成的损失有多大，我们无法估量。我们只知道，汪记伪军先后达到50万至100万之间。如果这些数目庞大的军队，不是用在打中国自己人上，而是投入抗战，那么中国的抗战何需打八年之久？相反，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与屠杀过共产党人的蒋介石联手抗日，而对“占据”着半个中国的汪精卫毫不妥协，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后者是汉奸。“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这是民族大义。

　　据说，汪精卫生前非常喜欢“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梅花，也多次写诗词吟咏过，“香随心共澹，影与神俱寂”，死后也葬在南京梅花山。只不过，人民是从来不相信谁说得多么好听的，他们要求还梅花之清白、之“香澹”。国民政府在各方的呼声中，将汪坟炸毁，他倒是终于“影与神俱寂”了。

　　可见，归根结底，“历史是人民写的”。是说拿着史笔的严肃的负责任的史学家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服从历史的真实的，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按着自己的偏好，随心所欲，任意东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历史既已发生，就永远无法复原。但是，人们可以凭借科学的手段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解读原不足为怪，但是，对于上个世纪我们民族苦难的历史、抗争的历史、前进的历史究竟应该怎样解读，怎样“还原”？我们允许和提倡不同观点的交流、交锋，但是，对于那些泛娱乐化的“戏说”、靠“博出位”而成名的“扒内幕”，我们应该摒弃；而对于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别有用心的言论，我们则应警惕。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了。否则，我们无以告慰先人，更无以警示后人，就会陷入无是非、无荣辱、无美丑、无真伪的混乱的“霍布斯丛林”，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迷失民族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