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老同志对坚决惩治腐败是坚定支持的”。

　　目前我国共有离退休干部1800多万人，其中党员离退休干部1000多万人。在近年来的反腐工作中，退休老干部作为一支特殊力量，越发引人瞩目。

　　老干部自发反腐忙

　　“他们有的出于个人信念，单枪匹马;有的抱团作战，反对危害本地、本部门的腐败行为;有的被动参与进与腐败分子的抗争”。

　　2013年廉政瞭望报道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干部加入反腐败阵营。已经成功的老干部，回顾他们的艰难，尚且令人唏嘘;而此时此刻，全国各地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老干部人退心不退，还在与腐败进行着艰难斗争。”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沈阳厅局级退休干部周伟为首的“老干部反腐队”实名举报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和原副市长马向东等贪官。从1995年开始，周伟组织上报材料100多次，有50多万字，提出反腐败问题的就有33次。

　　“老干部反腐队”甚至还总结出了一套程序：将搜集到的反腐材料进行整理以供讨论;一旦确定“腐败目标”就由老红军牵头，十几位老同志租中巴去调查;碰到重大问题亲自到北京有关部门举报。

　　2003年，山西霍州市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老干部实名举报。退休前曾任霍州副县长、计委主任、党校校长、公安局长、交通局长、民政局长、信访局长、法院副院长等职的128名老干部，实名举报了时任市委书记王月喜。在持续举报5年后，王月喜被“两规”。

　　2006年6月，湖南退休老干部傅学俭收到了郴州老干部们的一封集体来信。在这封来信中，郴州老干部罗列了经他们调查的郴州原市委副书记曾锦春贪污受贿部分清单。这份清单后来和新华社内参一起受到批示。

　　2014年9月，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被查。92岁高龄的副部级老干部杨维骏实名举报白恩培，不仅给王岐山写信，还亲赴中纪委上访，中央纪委工作人员称其创下“三最”纪录：“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

　　根据公开报道显示，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中，李春城、刘铁男、倪发科、李达球等均和退休老干部的举报有直接关系。

　　组织老干部“发挥余热”

　　一批退居二线的省部级老干部们，经过选拔再度“发挥余热”，督导官员“正衣冠、照镜子”，成为中央整饬吏治所倚重的重要力量。

　　2013年7月，中央派出45个督导组，分赴部分省市区、国家部委、央企，督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的负责人均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其中负责各省区市及国家部委的督导组，组长均为退居二线的正部级领导。

　　例如，赴河北的中央督导组，组长由安徽原省委书记王金山担任;赴上海的中央督导组，组长由中联办原主任高祀仁担任;赴国资委的中央督导组，组长由中央编办原主任李铁林担任。

　　2014年首轮中央巡视的13个中央巡视组中，4名“40后”老干部更是三度“挂印”中央巡视组组长。

　　中央巡视组倚重老干部，地方也不例外。十八大以来，地方对干部的监督从工作时间延伸到“八小时之外”，离退休干部则成为各地首选的监督“主力军”。

　　2013年5月，重庆潼南县委聘请39名干部作风监督员，主要来源是离退休干部、党员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2013年10月至2013年9月，因在八小时之外有“不良表现”，湖南邵阳有3名科级干部被诫勉谈话，还有一名科级干部被调离。他们的“不良表现”，均为老干部、老党员等组成的暗访考察组发现。

　　2014年7月，北京密云县决定聘请老干部、大学生等组成百人监督队，监督县里主要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行为。

　　老干部为何反腐能量大?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分析称，“有些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地方工作过很多年，有很多实际经验，最清楚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哪些地方需要进行指导。”

　　大河报的一篇评论曾指出，老干部之所以会成为反腐败的“特殊力量”，原因有三：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关系特殊。

　　老干部的身份会提供诸多便利，反映问题时也容易引起决策层的注意。老干部们在职时，往往作为内部人士，对一些腐败问题有所了解。即使退休，他们与在职干部的活动圈，仍然有较大的交叉，从在职干部的口中，更易听到一些要害的问题，更易得到一些准确的消息。

　　很多老干部原来是“老领导”，在职的年轻领导一般都不敢“乱动”。老干部退休后没有必要再看现任上司的脸色，也不怕他们在升迁、评职称等方面进行刁难，于是顾虑就少了，举报起来胆子也就壮了。

　　更难得的是，曾经体制内的经验，让老干部能够知晓利害，进退有据。退休后，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有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脱离了单位的种种管束，不用受领导权威制约，跳出了利益联盟的辐射圈，相对超脱，举报起来也更彻底，更具威信。

　　老干部反腐只是反腐的有益补充

　　“老干部反腐队”尽管有种种略优于常人的便利，但其反腐之路并不比其他人容易多少，同样面临各种障碍、风险。

　　周伟因举报被劳教700多天，生了6场大病，5颗牙齿脱落，记忆力一度急剧下降。

　　举报湖南第一女贪官蒋艳萍的陈荣杰曾经在短短5天内连遭伤害。先是被摩托车撞伤，3天后有人用带铁钉的木棒将他左脚打得鲜血淋漓，次日又有两名歹徒在他家门外三次伺机作案。

　　安徽和县老干部龚直实名举报县委书记杨建国，此后，龚直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曾4次接到威胁电话。

　　“老干部反腐队”之所以能量大，仅仅是略多一些便利。近年来的案例表明，老干部反腐同样异常艰难，其效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鼓舞人心，不少案件被查处往往还是源于其他一些由头。

　　大河报评论认为，老干部反腐之类的现象终究只能算是反腐的有益补充，难以承载厚望。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健全完善惩防并举的监督机制，只有构建起更加公开透明、运转有序的监督环境，让广大民众包括在职干部都有条件去监督、都敢于去监督，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有效解决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