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源，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一般不低。通过对27个省份（不含直辖市）的省会经济占比统计发现，有15个省会占比超过了1/4，有10个省会占比超过了30%。各省情况差异比较大，中西部省份对省会的依赖度明显要比东部沿海高出不少。中西部省份往往“省会独大”，沿海省份则多有“双子星”。（《第一财经日报》11月12日）

　　如果区域内各种资源集中于一个城市，固然能够造就国际化大都市的点状繁荣，却也会因为发展不均衡造成各种“大城市病”和“节日病”，并且无法让更多人平等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在分析北京的“大城市病”时，最常被提到的治本之道，就是迁出各种独占资源；在分析春运交通与留守儿童等问题症结时，最常被提到的未来愿景，就是区域均衡发展。

　　如果一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已经说明该城市对所在省份经济十分重要，如果超过三成甚至五成，则说明一城独大已经十分严重。我们的省会城市，大多都是经济中心，这本身不难理解；但是，如果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占比过大，以至于一城独大，则是亟待“引起疗救注意”的“省会依赖症”。这不仅难说正常，更需未来支付巨大代价，比如“大城市病”、环保问题等。

　　为什么美国多数州的政治中心都不是第一大城市？反观国内，安庆、开封等过去曾经辉煌的城市，为什么一旦不是地方政治中心，就急剧衰落为默默无闻的普通地方城市？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也许就是行政权力。市场化程度越低，资源越向政治中心聚拢，越容易患上“省会依赖症”。

　　在一些中西部省份，除去省会城市外，外地人一般很难再叫出其他城市的名字；而在沿海地区，这种情况就要好很多。反映到经济数据上，像济南、南京等沿海省会城市，在省内都不是经济领头羊，广州与深圳、福州与厦门等“双子星”现象更是多见。过去，我们更多强调并期待省会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作用，却在相当程度上无视省会城市将全省资源集于一城的“抽水”效应——“抽水”的过程，不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

　　在近几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具有天然优势，比如高铁一般都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展开，很多重大投资项目也都会选择在省会投资。于是，人口和资源都越来越向省会城市集中，所有区域规划全部围绕省会城市展开，臃肿的大城市病越来越明显，省会城市GDP增速越来越快，在全省经济总量占比越来越高，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科教中心……

　　如果这种一城独大的发展思路不转变，中西部地区的“省会依赖症”只会越来越严重，区域失衡引发的种种问题也将愈发清晰地显现。所以，在区域经济层面，同样需要充分的市场化，权力主导的资源过度集中，当引起足够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