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0日，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纪委、督办室联合下发了首个“人情风”督办处罚通报，村民严小平、周定福因违反村规大办酒席，每人被罚2000元。 此前，尧治河村出台了《尧治河村婚丧喜庆事宜管理办法》，规定领导家庭吸烟不得超过10元/盒，酒不得超过60元/瓶；干部家庭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吸烟不得超过5元/盒，酒不得超过50元/瓶；普通职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烟不得超过2元/盒，酒不得超过20元/瓶。（10月14日《楚天快报》）

　　如此不尊重公民权利的“最严村规”，在网络上遭遇了网友们的猛烈轰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则关于“最严村规”的新闻在媒体最初报道时，被放在版面的头条位置，报道甚至还引述该村党委书记孙开林的话称，“希望村民引以为戒，继续发扬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全国文明村的合格村民”。显然，这是一则正面宣传报道。

　　媒体的正面处理，与公众的负面解读，呈现出一种话语价值的断裂。实际上，媒体新闻角度选择的背后，是一种传统“官本位”意识在作祟。虽然村官并不是国家公务员，但在基层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却毋庸置疑。在旧有的偏差政绩观里，对上级政策的执行越严格越好，于是我们看到，尧治河村将对公务员群体的八项规定进一步扩大到公民身上，制定了不近人情的严苛标准，而当地媒体还将这种行为解读为对中央政策的有力执行。

　　我们常说，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但在某些地方“官本位”的基层现状中，权力是从来不会顾及权利边界的，它可以约束一切，乃至干涉公民最基本的消费权利。是以对于尧治河村无理限制公民消费的行为，当地媒体也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村纪委的当然权力予以正面报道。

　　看似公平的是，“最严村规”规定了干部与村民都有勤俭节约的义务，但这种“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不是“严于律干部，宽于待村民”，而是按照权力等级制定了森严的标准，等级越高，标准越宽松。这同样是“官本位”流毒的体现，却仍然得到了当地媒体的肯定，可见官本位思维的根深蒂固。

　　“最严村规”不但没有得到舆论纠偏，反而被正面宣传；权力不能厘清自身合理边界，肆意侵犯权利，当地媒体还将之看作理所当然，甚至奉为制度创新，这些令人五味杂陈。也许是当地媒体习惯了“抬轿子”，也许是已经被“官本位”思维所“洗脑”，这无疑警示我们：治“官本位”既要约束权力，也要呵护权利，唤醒权利。惟有让权利制衡权力，才能对肆无忌惮的权力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