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两条重磅消息先后公布。一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正国级官员周永康落马，一则是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四中全会，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今年第二轮中央巡视工作正式启动的消息发布。引人注意的是，此轮巡视将实现十八大后中国内地31省份第一波“中央巡视全覆盖”。

　　几则消息看似巧合，实则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必然。

　　◎本报特约评论员吴春山

　　从抓作风切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再逐渐由治标到治本，由治党到治国。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着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怎么治？其时，这个问题人们似乎并未深想。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治就是法治。

　　事实上，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须自身硬”时，人们似乎并未过深理解这一宣示的用意与深意。

　　其后，从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的出台，到反“四风”的全党兴起；从一大批违反党风党纪的干部受处分，到一批老虎级官员落马，直至以周永康落马为节点掀起反腐风暴的高潮，再到宣布四中全会主题“依法治国”，人们才回过味来，原来这一切的行进都可谓有板有眼、极具章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早已作出了治国理政的价值排序。

　　今天，这个治理理念已经清晰，这条治理脉络已然明澈。这个治理理念就是，依法治国必先依规治党，治党又以抓作风为突破口。这条治理脉络就是从抓作风切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再逐渐由治标到治本，由治党到治国。如此循序渐进，中国梦、现代化大业就有了最坚实的奠基。否则，可能会空有一番愿景，到头来不过镜花水月。

　　当弄清了治国理政的脉络之后，我们发现，法治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把反腐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乃是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一个鲜明特点。而巡视制度则是十八大以来着力强化的制度反腐。

　　巡视制度在党的历史上早已存在，但它的刚性约束、常态化却是始于十八大。如果说反腐法治化是一种理念的主张与奉行，那么巡视制度就是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路径。因而，在讨论巡视制度如何助力依法治国前，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反腐法治化对于依法治国的作用与意义。

　　法治作为一种理念和目标，应是通行的价值准则。如果说依规治党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那么反腐法治化则践行了依规治党的精髓。法治的要义是什么？一切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一切由党纪国法说了算。不论是谁，不论权有多大，位有多高，只要违反党纪国法，就会被绳之以法纪。

　　从各地一大批群众身边的干部腐败问题被纠治，到一批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惩治，再到副国级、正国级官员落马，事实一再证明，反“四风”、反腐败没有暗角、禁区，没有“刑不上大夫”一说，没有退休进入“保险箱”之例，没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人，没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的特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腐才真正称得上法治。

　　而十八大以来，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四风”、反腐败风暴，巡视制度的常态化可谓功不可没。

　　前两轮巡视11省份，已有10省份“老虎”落马。反腐败、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明政治纪律和干部选任，是巡视的“四个着力点”；“剑指突出问题，特别是对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问题线索，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顶风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以及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等问题”。如此亮剑，使巡视制度成为发现歪风邪气、发现腐败问题的一条制度渠道，也成为社会公众敢于反映问题的一条“合法”渠道。

　　的确，当巡视制度发挥了刚性力量，就不仅震慑了潜在的腐败分子，也激励社会公众去反映问题、揭露问题。当这个合法的渠道畅通、高效，那些通过微博曝光、网络揭短之类的渠道就会失去光芒。毕竟，后者虽然为民众伸张正义提供了途径，却也同时为那些诬告图谋者提供了方便。在这个意义上，巡视制度的刚性，也是制度反腐的体现，是反腐法治化的体现。这种刚性，一个突出的优势正在于，对腐败分子可以实现精确制导、精确打击，而避免误伤无辜。

　　当巡视制度发挥了刚性力量，就不仅震慑了潜在的腐败分子，也激励社会公众去反映问题、揭露问题。

　　依法治国主题的适时揭幕，不仅仅是反腐败这一端，更将意味着发展的中国，将在更大空间里实现梦想。

　　一批腐败分子被清除，是治标的显著成果。法治化的遵循，则为治本积累了经验，不仅为治党明确了理念，也为治国奠定了基础。在相当意义上说，这一年多的反腐成果与反腐法治化实践，是依规治党的体现，为推进依法治国构筑了重要前提、提供了重要保障。

　　法治是一种信仰，前提是要有信仰的人；法治是一种准则，前提是要有认同和遵从的人。要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锻造信仰法治、有法治思维、以法治为方式的领导干部队伍。从巡视制度常态化到反腐法治化，实践

　　已经告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法治化的轨道内行事，必须廉洁从政、奉公行事。至此，把治国理政的重点转到依法治国上来，可谓水到渠成。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腐败就告一段落，就将成为过去式。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不会改变，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还将更密集地出台。从三中全会的改革力举，推行简政放权，到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从反腐的角度看，恰恰是为反腐败的治本不断开掘源头活水。

　　而在发展进程中，依法治国主题的适时揭幕，不仅仅是反腐败这一端，更将意味着发展的中国，将在更高层面、更宽领域、更大空间里实现梦想。正如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可以说，未来的中国，将在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下，展示更美好的图景。

　　如是，四中全会后的“法治中国”令人憧憬与期待。

　　□纵论

　　短短一周读懂打虎与改革配合的节奏

◎本　　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整个7月到8月初，“反腐”在中国的政治语言中达到空前热度。周永康等6名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官员的落马被查，不仅延续了一年多以来的反腐节奏，更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誓言赋予了空前的严肃性。伴随落马官员名单的，还有处理方式的丰富。对官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白描化陈述以及降职处分，凸现了国法和党纪并举，反腐机制完全发动的态势。

　　无论从最高层对反腐形势的严峻判断还是从普通百姓的切实感受看，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妥协、最为持续的反腐行动，都是应有之义。

　　除积弊之害，需要与改革开放相伴随。因为，失去这种警觉和自觉，国家和公众利益就可能陷入被无由置换的风险中，要么以粗暴方式，要么假以种种假崇高之名；失去这种警觉和自觉，相似的事件就可能循环反复，历史已经一次次提供了这样的镜鉴。反腐容不得暂停，反腐没有句号，这样的表达，既是基于对现实的判断，也是基于对历史的认知。

　　仔细观察反腐外在及内涵的变化，还可以发现，反腐并非单兵突进。在更大的格局中，反腐是“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顶层设计”的组成部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组成部分，而其被赋予的职能，应是担当改革的蓄电池和助推器。

　　改革需要破局，才能开局。破局破的是不愿变革甚至阻碍变革的利益旧局。不持续反腐，旧的利益格局就会以种种方式进行软硬抵抗。违法违纪者，其行为即与中央不一致，而一时权倾朝野呼风唤雨者，如果陷入旧局中，就更易成为改革路障。就此而言，反腐不仅是绳之以党纪国法的惩罚性措施，更内含清除改革障碍的协调性逻辑。

　　因此，当我们在这个火热的夏季，发现一系列足称历史性改革措施同时跟进时，就无须惊讶了。短短一周内，我们看到，中国取消了农村与非农的户口区别，二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将彻底转向时，看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时，看到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已可得出结论，反腐和改革是相互依存、并肩而行的关系。作为难度极大涉及面极广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深入到了社会治理的肌理内；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部分，依法治国涉及到了治理基本思维的优化；作为反腐机制化的重要补充，对在任领导常规审计丰富着反腐的层次。推进的事务有大有小，有前有后，但缜密的制度设计和果断的行动力，极其鲜明。

　　反腐争取着普通民众的情感，蓄积着改革应有的共识和能量；改革争取着公众的利益，捍卫着国家的前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政治也在进入新常态。毋庸讳言，改变的过程还有跌宕起伏，但我们确乎将长期感知这种改变的热量。

　　□延伸

　　从远古走来的巡视监察至民国失去本来面目

　　◎本报特约评论员陶短房

　　在中国，巡视制度起源很早。

　　远古时代，职官设置很不完备，巡视领土内的使命只能由君王承担。史载夏禹以“禹贡”划分九州，中国首次出现地方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拥有地方行政区划，则是建立正规巡查制度的基本条件?！吨芾瘛分泄娑颂熳拥?ldquo;巡查之制”，但实际这样做的君主并不多。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将君王巡视当做定制，并贯彻始终的朝代，只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

　　由专门机构负责巡视的制度，则萌芽于战国，成型于秦汉。秦灭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监御史一名，对中央监察主官——御史大夫负责，监御史制度就是地方巡视制度，而中枢根据巡视结果奖惩官员的机制，则称为“上计”。汉代大体沿用秦代地方监察、巡视机制，汉武帝一度设立直属于自己的地方巡视专员“绣衣直指使者”，这些人官职不高但权力很大。汉武帝后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每个部州设刺史一名，负责巡视、监察所在部州，其权力主要涉及监督吏治、司法、官员任免、官员风纪等，无权干预地方行政、财政、军事。随着中央权力的日渐削弱，刺史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自东汉末年起，“部州”演变为比郡更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建制“州”，刺史也从巡视、监察官员，演变为地方行政主官。

　　巡视制度在唐代和官员考核体制结合起来，负责地方巡视考核的“使臣”级别不高，却有权给各级地方官“打分”，这些“分数”可左右地方官升黜奖惩。宋代在地方州、府、军、县普遍设立“通判”一职，主要职能是巡视、监督所在地方。

　　金代一方面派遣监察御史坐镇地方巡视属地，另一方面派遣巡查御史巡视各地，二者互为补充。为避免裙带作风，规定御史必须年满六十，且奏事时其他官员一律回避。

　　元代划分了22个“道”作为专门的监察区划，每个道设“行御史台”，作为中央派出之巡视机构，每个行御史台设8名肃政廉访使，作为道内巡视之专官，其中两人轮值留守，另6人分别巡视各地。

　　明代在中央设立都察院，分设十三道，共设监察御史110名之多，兼有纠察中枢和巡视地方双重职能。监察御史级别很低（正七品，和县令平级），但权力很大。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制度，设立都察院和十五道监察御史，和明代不同的是，清代负责巡视的监察御史出现了专业分工，分为巡按（督查吏治）、巡漕（督查漕运）、巡盐（督查盐务）、屯田（督查屯田事务）、提学（督查各地学政）、茶马（只在少数边疆地区设立，督查和少数民族部落间的茶马交易）。

　　民国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军阀割据和连年战争，虽有监察院的建制，但并未充分发挥地方巡查、监督的职能。至于北洋时期委任的“巡阅使”“道尹”等职务，实际上成为军政合一地方主官的头衔官称，“巡查监督”的职能当然也在行使，却早已和行政、军权“三合一”，失却了专职巡视官员、体制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