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权 财权 外事权--振兴中国足球需打造体制特区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体育专电 题：振兴中国足球需打造“体制特区”

　　新华社记者王镜宇、汪涌、公兵

　　在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足、篮、排三大球尤其是足球的发展水平至关重要。随着时代变迁，旧有的体育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制约具有极强市场化特征的足球项目的瓶颈，中国足球要想走上良性发展道路，需要建立“体制特区”。

　　新华社记者在采访调研中了解到，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足球改革进入“深水区”，体制、机制的问题尤为突出。

　　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达到辉煌的顶点。与此同时，中国足球却每况愈下，屡创新低。业内人士认为，在以奥运战略、金牌战略为主导的国家体育总局的管理体系内，中国足球的滑坡绝非偶然。他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在金鱼缸里养鲨鱼。”

　　一位熟悉中国体育的专业人士提到了一个“500万美元理论”——每年500万美元（大约3000－4000万元人民币）的投入足以支撑像举重、射击、短道速滑这样的奥运、冬奥个人项目取得佳绩。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市场化程度不高、投资不大、周期短、见效快。由于此类项目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国外竞争对手投入有限，我国专业化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然而，像足球、冰球这样的“庞然大物”，职业化程度高、国际竞争异常激烈，一年500万美元如同杯水车薪，这点投入养活一支中甲足球队都费劲。

　　据了解，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体系之内，由于奥运战略、全运战略导向，足球多年来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在总局的资金投入方面，足球并不比其他奥运项目占便宜，甚至还吃亏。成绩越差，越不受重视，越缺乏资金、政策扶持，中国足球一步步走入“恶性循环”。

　　新华社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足球项目7支国字号队伍的年度总预算只有3000万元人民币左右。业内人士认为，最近10年中国男足战绩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专业后勤、保障团队，而保障不到位跟资金的缺乏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国家队的预算还是中国足协的预算，跟日本、韩国等亚洲近邻都有巨大差距。

　　“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足球是高度职业化的项目，举个简单的例子，连俄罗斯女足都有专门的营养师，国外的职业球员每个人每顿饭都有单独的食谱。”这位未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我们呢，队员们爱吃什么吃什么，小龙虾、牛蛙、火锅、炸酱面是不少球员的选择……”

　　据这位专业人士介绍，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参加世界杯赛的各队可报名人数为23＋22＋5，即23名球员加22位官员，这45个人的食宿由国际足联负担，另外还可自费报名5位官员。这些“官员”并不是去公费旅游的，他们承担的是专业保障的任务，角色从教练、体能训练师、按摩师、理疗师、营养师不一而足。当然，这是世界杯层面的球队报名规定，中国队参加世界杯时或许也能达到这一标准，但目前与该标准却差距甚大：除了领队、教练之外只有7个保障团队人员的编制，像营养师这样的岗位中国队根本没有，很多保障团队的人员只是借调而来，与中国足协没有正式合同，专业水准、保障能力和日常管理都难以保障。

　　“我个人的观点，如果中国足协一年有3、5个亿，中国男足一年有5000万，3、5年内把成绩在亚洲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这位专业人士说。

　　中国足协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解决3个问题：人事权、财权、外事权。很多其他业内人士也认为，中国足球现行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与世界大多数足球发达国家相悖。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这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方式管理这一世界第一运动，是中国足球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体育总局按照管理很多奥运金牌项目的方式管理足球，使得中国足球频频受到奥运战略指挥棒的影响，而不能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总局以签订成绩责任书的方式管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迷信”在一些奥运个人项目中取得成功的国字号队伍长期集训制度，导致联赛赛制、升降级制度和竞赛日程一度被随意更改，而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建设和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等关乎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运行方式曾经让中国足协享受到体制内的一定优势和福利，但也给中国足球的发展制造了一些瓶颈。受编制、拨款以及国家相关事业单位工资、福利等规定的限制，中国足协编制不足，难以用与市场接轨的待遇吸引到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官员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受到出国管理规定等制约，正常的国际足球交往以及率队出国比赛工作有时都难以完成。此外，足管中心、中国足协的实际管理者由国家体育总局直接任命，行政色彩浓厚，缺乏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王俊生这名足球出身的足球主政官外，相继更换的阎世铎、谢亚龙、韦迪、张剑等多数是半路出家，专业性和权威性缺乏，即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但对足球规律的认知却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完成，部分主政官还使得中国足球走了弯路。

　　有专家建议，中国足球要想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体制、机制改革刻不容缓。从管理体制上讲，管办分离应当加快实施。

　　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曾经提出“一体两制”的建议，就是在举重、射击、跳水等奥运重点夺金项目上继续按原有的方式发展，而足球、篮球等群众基础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加大市场化运作的力度。

　　有专家呼吁，应将中国足协列为社会组织改革试点，去行政化，脱离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序列，其职能明确为足球人口扩大和赛事组织、环境培育。公开选聘足协主席，遴选专业足球和经营人才，按足球规律经营运作。实行人事制度改革，面向全社会竞聘优秀人才。从协会最高领导层开始，到各级委员会，不分中外，不分政企等身份，突破编制等束缚，组建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团队。中国足协应定位为非盈利性社团组织，其经费来源主要由国家专项拨款、成立足球发展基金等面向社会募集、市场开发等渠道组成，吸引各方面力量投入。

　　与此同时，如果足管中心继续保留下去，则应实现职能转变，回归政府行政系列，承担协调、监督等政府职能。

　　有关专家建议，还应取消传统的以奥运会、全运会为导向的考核方式，从针对出线足球的考核改为对扩大足球人口、培养青少年人才、完善竞赛体系等基础性工作的考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家队建设和联赛不重视，而是要有所倾斜、重视基础。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表示，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在足球乃至三大球的发展中应当各司其职。校园足球的主导权交给教育部门，将在北京市实施的1、2、4、8模式（三大球每1个项目在全市至少拥有2所大学、4所中学、8所小学的重点示范校，实现“体教结合”一条龙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模式）推而广之。

　　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国家体育总局应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拿出一部分，在全国足球重点发展城市建立一批青训基地，聘请一批国外高水平青训教练，打造连接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据了解，中国足协新成立的青少部在青训体系搭建上已经有了规划，与校园足球也有了年龄划分，但具体的实施效果还有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