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杭州公共汽车纵火案的来龙去脉还未十分清晰，广州又传来公共汽车起火爆炸的消息。最近几年，在四川以及几个东南沿海城市等全国多个地方，已经发生多起公共汽车纵火案，由此造成了大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这类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传播快、扩散广、影响大，极易对社会心理形成冲击，因此必须加以防范和制止。

　　但是，只要社会存在一定自由度及其相应自由空间，就防范和制止类似公共汽车纵火案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方面而言，任何防范措施和手段都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可靠，百分之百成功。即使公众以让渡自由权利、自愿缩小自由空间为代价，严密而有效的防范机制也只能解决这类事件易发、频发和多发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少发、不发和绝迹的问题。

　　在一个非战和平国家，无论以古今中外任何标准衡量，发生在并非敌对国家公民之间、而是同国度、同族群之间的，以造成大规模人身伤亡为目的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都是社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在这类常常伴随犯罪嫌疑人自杀的危害公共安全事件中，法律及其司法机构往往很难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事后惩罚和制裁，从而也就很难对效尤者产生警戒和震慑。对一个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来说，任何防范措施和法律惩罚在其眼中都已成为无物。

　　与其他犯罪牵连公共安全犯罪不同，在公共汽车上纵火这类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犯罪嫌疑人往往把犯罪地点选择在空间相对封闭、人群密集拥挤、逃生避险困难的移动场合，且以绝不会对其提高警觉的非特定普通人群为侵害客体，因而得手容易而危害极大。而类似场所，却正是相关防范措施和手段其实难以百分之百奏效的地方。这种犯罪成本与防范成本的巨大反差，既是犯罪嫌疑人选择此类犯罪的根据之一，也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防范机制及其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即使这样，无论从任何角度都绝难得出这类犯罪不能防范、不能绝迹的结论。毕竟，在世界绝大部分非战和平国家中，此类犯罪还是闻所未闻。实际上，从社会学意义而言，公共汽车纵火类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只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已至一定激烈程度的表象，是社会既有化解矛盾、解决冲突的渠道淤塞失灵的结果。这个结果，显然也表明现有的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加快更新和成型的进度。

　　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然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变迁。相对而言，社会治理方式并没有同步于这种变迁，甚至还长期远远滞后于这种变迁。举例而言，现时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边缘人群”。这些“边缘人群”根在农村，身在城市，心却不知所依。他们生活在有公共服务的地方，但许多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却并没有把他们作为服务对象；他们为提升国民整体生活水平贡献了力量，但却难以同等同质充分地享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边缘人群”，难道不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不定时炸弹”吗？

　　关键在于，社会治理方式中的公民权利比重，已经完全不对等于公民对自身权利的客观认识和实际争取。而官官相助、官官相护等官场腐败，又使得一个治理环节的错误应对，不能避免地铸成治理体系的整体性错位。今天（7月16日）媒体所报浙江义乌官员叼烟笑对给其下跪的年迈民众、公安继而扣押这些民众的消息，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加快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