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财税“蛋糕”

　　企业的心声：

　　真正让企业减负而行？

　　“我们企业在向当地住建部门申报建设项目时，必须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1平方米要10块钱。一个项目几百万平方米，就要交几百万元的费用，这对我们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河北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张强对本报记者说。

　　尤其让张强觉得无可奈何的是，现在市场上的墙体材料几乎都是新型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收取所谓的新型墙体材料基金，就显得没什么必要。

　　“按照规定，建设项目使用了新型墙材，可以申请退还一部分资金。但是，钱交上去容易，真正让政府返还就很难。”张强说。

　　在张强看来，政府性基金，原本应该是政府为了促进某个行业的发展，先从企业收取费用，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反哺”行业，而有时候却可能成为个别地方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借口。

　　“比如新型墙体材料基金，如果不从房地产企业身上‘拔毛’，而是从源头上禁止企业生产落后的墙体材料，可能会更见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价。”张强说。

　　张强所在企业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因为要做的事情多，而资金有限，在依靠土地财政之外，各种政府性基金也纷纷出现。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01亿元，除去国有土地出让预计收入27010.66亿元外，中央和地方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1万亿元，中央与地方的比例大致为3:7。而在2013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2239亿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143亿元）的40.45%，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28803亿元）的1.81倍。

　　张强表示，我们也能体会当地政府的难处，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方的各项工作都是必须承担的刚性任务。“但要想治本，就要思考如何切断地方政府伸向企业的手，切实把企业的税费降下来。”张强说。

　　张强希望此次出台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能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真正让企业减负而行。地方政府的期待：

　　真正拥有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和一级财力

　　尽管张强对地方政府的难处表示理解，但地方政府的难处可能超过了他的想象。

　　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逐渐确立的，当时的改革建立了分税制，即中央和地方统一分配财税收入。不过，随着地方上的事权不断扩大，分税制的不足之处也暴露得很明显。目前，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到总体财政收入的47%至48%，但中央的支出不到我国整个财政支出的20%，而地方财政则存在巨大的缺口。

　　一位县级预算部门官员曾对媒体表示，现在国家的财政状况是，中央财政好于省，省好于市，市好于县，县乡财政最困难。中央财政集中大量财力，然后对地方搞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是“跑部钱进”的根源。

　　“县乡财政原来需要承担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征兵、民兵训练、农村水、路、桥等多项事权，现在又增加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养老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等事权，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在前不久跟随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完善新型城镇化中土地配置与投融资机制”调研组赴江苏调研期间，某市政府的一位负责人李峰（化名）对本报记者说。

　　在李峰看来，只有通过调整完善财政体制，真正让地方政府拥有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和一级财力，才能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又几次调整共享税税目和比例，加大了统筹力度。”因此，李峰建议，取消企业所得税作为共享税，以增加地方财政实力，新增财力可全部用于城镇化建设。“因为地方企业都是占用地方的土地资源，如取消企业所得税作为共享税，2013年就可增加当地市政府近5亿元的财力。”李峰说。

　　作为基层官员的李峰还建议，出台一部分地方税税种，如个人非首套住房房产税，不断增加地方税收收入，构建地方税体系，增强财政实力。

　　“从此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一直认为其财力不能够满足正常的需要，因此在有些地区出现较大规模的地方举债。”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德勇说。

　　张德勇认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中央和地方收入如何分配，地方财政收入如何保证成为当下面临的紧迫问题。未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改革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即中央应当上收一部分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同时给地方增加一定的财力。

　　“重头戏”：

　　让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相匹配

　　在众多的业内专家看来，以往由于财税体制中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造成地方政府经?；嵊?ldquo;跑部钱进”的行为。此次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也正在于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蛋糕”，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利进一步和地方所承担的公共事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权利相互适合。这也是此次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和“硬骨头”。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尽管初步确定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并没有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同时以往的支出责任分配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存在着很多责任错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说。

　　以社会保障为例，傅蔚冈分析，在现有的社保制度下，工作地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全部的社保费用，却不需要为这些人员负责养老支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劳动力流入地政府的养老金结余普遍高于劳动力流出地。

　　“社会保障只是我国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的一个缩影。”因此，傅蔚冈建议，选择从央地关系入手建立现代财政关系，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因为纵向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关系比横向调整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可能更加容易，而且在城市化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可能更加迫切。

　　“如果眼下不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的调整，地方政府还是在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下面，过度从追求事权的过程当中实现自己政绩的话，会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

　　孙立坚分析，如果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受到了土地财政的约束，很有可能会利用现有的灰色金融体系，绕过国家房地产监管继续解决资金的问题，这反而不利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所以中央财税体制一定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