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将至。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3周年之际，对于党所走过的28年革命历程和65年执政之路，人们再一次倾注热情和关注。

　　记得建党90周年前夕，有两种声音引起过一点波澜——一是讲爆发“五四”的年代，也即上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民国”，“那是一个什么时代？”说那是一个“魅力无限”、繁华祥和的年代，是一个政治宽松、思想活跃、经济繁荣、社会多元的“好时代”……

　　“声音”那样华丽，文采那么飞扬，然而人们却有了不解的狐疑——1919年是个什么样的“时间窗口”？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准备时期”。那时的“民国”，究竟是“魅力无限”呢，还是一个对外丧权辱国、内部军阀混战，以至于国弱民贫、一片衰微破败的社会？也有评论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代回顾，而是涉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涉及党成立的历史必要性和时代必然性。不是说“五四”为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么？如果“五四”前的中国，那么“美好”，那么令人神往，为什么还要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历史放在我们面前，似乎与“魅力论”正好相左。这篇名为《海原大地震》的长文，回顾了1920年发生在地广人稀的西部荒原的海原大地震。那次地震造成27万人的死亡，超过人口稠密的唐山大地震，是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的3倍。造成如此惨剧，除了当地人民普遍蜗居“土穴”、大批灾民被“捂死”外，北洋政府无力救灾是基本原因。震后一月，甘肃省长才发“十万火急”电致中央政府，国务总理吴佩孚无动于衷，大总统徐世昌勉强捐了一万大洋。县衙门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震区官府全部瘫痪。北洋政府置若罔闻，震中人民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赈灾组织仅仅收到3.1万大洋，瘟疫恶疾接踵而来……

　　读了洋洋数万言的《海原大地震》，人们又看不到“民初”的那一点“魅力”了，反而证明那是一个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国力匮乏、奇灾浩劫的年代。也许由于军阀政府的无力管治，社会的某些方面出现局部短暂的宽松、多元，但总体上说，中国人民承受着天灾人祸交替的“世纪苦难”。这似乎才是历史的真相和本质，是“五四”之所以爆发、共产党之所以应运而生的历史根据和社会前提，更是中国之所以“选择了共产党”的那种历史必然性！

　　历史虽然复杂，却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历史固然“多元”，但并不是杂乱一团。历史当然要“两面讲”，却也要讲“基本面”。同样的，我们面对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尤其是百年党史，要避免片面性，尤其要防止走极端。

　　比如说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近年以来，关于历史，有不少新发现、新“说法”，过去的历史研究，有过一些不够真实甚至“左”的东西，这是必须纠正的，所以要全面、持中，但也要防止在极端上跳来跳去。例如过去只讲“摘桃子”，无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近年来又只讲“正面战场”，全然不讲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中的核心作用，全面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作用，甚至编造毛泽东在延安提出过所谓“一分抗战、九分发展”的“战略方针”，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此外，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在新情况下发生一些重大变化甚至改变，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用今天的政策去否定昨天的历史。

　　又比如“细节”与“本质”。细节是重要的，但细节不能任其“孤证”，细节更必须真实。我们不能为了将一个张灵甫捧到天上，就只讲他的“柔情似水”，不讲他的枪杀其妻，不讲他将抗日的共产党将领砸棺鞭尸，更不能为了证明他的“忠义”，而硬说孟良崮上不是被“击毙”而是“自杀成仁”。同样的，不能为了给张国焘这样的叛徒“正名”，而编造借祭黄陵仓皇叛逃是什么人“所逼”的“细节”，甚至将王明、张国焘落寞后讲的“故事”，当成是信史来笃信不疑。

　　再比如“局部”与“全面”。历史人物往往具有“两重性”，有的还是“两面人”呢，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尤其不能忽视人物的“基本面”判断。例如一个马步芳，只说他有过一点“善举”，如兴办教育，禁止毒品，绿化过环境，“简直成了圣人”，而对于他罕见的荒淫无度，“除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尤其是活埋弹尽粮绝的西路军六千人，还用军毯包裹红军尸体飞运南京领赏，却一字不提了，这还有公论么？又比如一个“收租院”，确有“艺术创作”痕迹，可以揭秘返真，但只讲刘文彩济过几次困，办过一所学校的“善”，而不讲他的盘剥之“恶”，更矢口不谈这位“中将清乡司令”手中包括共产党员萧汝霖等9条人命的史实，这样的“一边倒”，就令人怀疑。至于只讲一个民初的窨井盖用到了今天，不讲那时中国连一颗道钉都造不出来，只讲一本民国的教材多么精彩，而不讲那时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5%，就更是一叶障目了吧！

　　对于这种“极端化”，我们也不要“走极端”，轻易地朝“醉翁之意”、“项庄舞剑”上想问题。我宁可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方式的误区。我们读历史、看问题，一是要两点论、两面观，非黑即白总不行，二是既要讲重点，又要有“度”——过犹不及，“真理走过一步”，就会步入旁门。尤其不能用今天的走极端来作为对于过去走极端的“惩罚”，这只能使我们在两端上跳来跳去。哲学是门“明白学”，辩证法更是“公道论”，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轻妄。（此文转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