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了解和准确反映当年“黄安”舰起义的真相，我们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走访了多名起义领导人亲属和健在的起义骨干，特别是电话采访了起义组织者之一的孙露山老人，并收到了他寄来的海军北海舰队党史办整理的回忆资料和起义领导照片。这些珍贵的资料和亲口讲述，为我们再现当年“黄安”舰起义的历史实情帮助极大。

　　“黄安”舰是一艘日本的护航驱逐舰。1945年下水，排水量810吨，最高航速16.5节，舰员编制126人。二战结束时，盟军将日本联合舰队尚存的131艘中小型军舰分四份，由抽签分配给中、美、英、苏四国作为战争赔偿。中国获赔7艘驱逐舰、17艘护航驱逐舰、2艘驱潜舰、1艘运输舰和7艘其它舰只总共34艘军舰，总吨位约3.6万吨。“黄安”舰接收时仅有航海和动力设备，没有火炮和其他武器装备。1947年7月送青岛海军造船所修理并安装武器。整修后被命名为“黄安”号，隶属国民党海军第二军区。

　　1948年底，济南已解放，我军正向青岛外围逼近。当时的中共胶东区委和东海地委统战部、中共青岛市委、胶东军区和东海军分区政治联络部，都不约而同地将策动国民党军舰起义作为削弱其海军力量、瓦解其海上防线的重要突破口。于是通过各自领导和联系的地下工作者，积极开展物色和组织敌舰起义的秘密工作。不久，便将目标锁定在因有我党多名地下工作人员，统战基础较好的“黄安”舰。

　　领导“黄安”舰青岛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是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官刘增厚和上士枪炮班长孙露山，他们当时分别受我党不同的地下组织领导。他们按照上级指示，在扩大组织的过程中，彼此试探表明了各自身份，从而形成了起义的领导核心。

　　根据上级指示，四人领导小组多次秘密策划起义行动，一面分头联络、争取更多的起义骨干，一面抓紧抢修，并开始往舰上装运枪炮弹药、通讯器材和大批粮食、物资。2月7日，舰长刘广超通知鞠庆珍上级指示“黄安”舰2月9日离港，到青岛港外锚地待命，让鞠庆珍加紧督办舰务工作，做好出港的准备。鞠庆珍当天就将这一期待已久的起义时机，通知了起义骨干。

　　2月9日，大修完毕的“黄安”舰从造船码头驶向青岛前海，停泊在“小青岛”西侧。当晚，四人领导小组在舰上秘密举行了碰头会。刘增厚提供从海军造船所得到的情报，青岛守军将于2月12日以后陆续南撤。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起义时间已刻不容缓，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时间定在2月12日晚。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舰长刘广超必定离舰回家过节，其他家在青岛的官兵也会上岸，此时舰上官兵散乱松懈，有利于起义行动。同时，为防止起义人员家属遭迫害，会议要求以“上舰过节”为名将有关家属接上舰，随舰行动、协助起义。会议决定由刘增厚上岸，将行动计划报请上级批准。

　　2月12日，舰长刘广超果然回家过节去了。随着天色渐渐变黑，海上刮起了七八级大风，“黄安”舰也在波涛中剧烈晃动。7点钟，起义领导小组作了行动前的最后碰头，进一步明确了分工，并分发了武器。王子良将白床单撕成布条发给大家作起义联络袖标，大家商定要尽量避免流血，只要对方不反抗就不要开枪。如果行动受挫，宁可舰毁人亡也绝不投降。随后起义人员各就各位，等待起义的命令。

　　晚上8点，按照事先约定，王子良、刘增厚冲进舰长室，先将副舰长刘振东等扣押起来。随后，舰上的各重要部门也都被起义人员控制，不准任何人随便出入机舱，于8点30分宣布起义。8点50分，鞠庆珍发出起航命令。当“黄安”舰缓缓驶向外海时，引起了当时停泊在青岛沿海的美舰怀疑，立刻打来信号询问去向，鞠庆珍令信号回答：“风浪太大，择地避风。”巧妙地骗过了美舰。为了防止在南下途中被发现遭飞机轰炸，“黄安”舰又将全舰灯光熄灭，在黑暗中全速前进。途中就释放了被关押人员，大多数官兵主动要求参加起义。

　　2月13日凌晨4时许，“黄安”舰终于安全驶抵连云港外海。2月14日,新海连特委在连云港举行欢迎大会，向全体起义官兵颁发了“首创起义”纪念章。2月16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签发命令，给全体起义官兵每人晋升二级。鞠庆珍升任为少校、“黄安”舰舰长。

　　1950年4月23日，“黄安”舰被命名为“沈阳”号。随后，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等多次海战，还与兄弟舰艇一起击沉、击伤国民党护航驱逐舰“太平”号和其他舰艇，再立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