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又积极策划、实施了分裂华北的活动，旨在使华北五省(冀、鲁、晋、绥、察)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而成为“满洲国”化的特殊地区，变成日本军需资源的供应地与反共壁垒。1935年7月22日，随着多田骏接替梅津美治郎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华北自治运动”紧锣密鼓地实施起来。

　　当时，宋哲元率领国民政府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地区。多田骏认为，华北地区掌握兵权的宋哲元以及实力派阎锡山、韩复榘、商震虽然表面上服从南京政府，实际上与南京政府貌合神离，因为他们都反对蒋介石的消灭异己政策。于是他分别向四人试探说：你们同满洲紧紧握手，可以成立一个新的政权。届时华北定将繁荣。如果同蒋介石发生摩擦，日本可对新政权给予充分的支持。多田骏以为自己导演的华北的“自治政权”将很快就能成立，就高兴地通知了关东军，但华北的四个实力派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愿意加入“自治政权”，所以直到10月上旬“自治”也毫无进展。

　　对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看不下去了，决定将“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借给中国驻屯军”当助手。

　　土肥原“看到华北将领态度极为慎重，估计急于使华北五省联合有困难”，提出要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当中选择突破口，切实控制其中一人，再将其他三人拉进来，成立一个“新政权”。他选定的突破口是宋哲元，因为宋哲元历史上多次参加反蒋活动，且“宋哲元的势力范围，虽因失去了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省，从华北全区看是比较小了，但是却包括了天津、北平这两个华北政治、经济重地，而且最邻近满洲国，如与冀东的殷汝耕携起手来最为理想”。土肥原将其方案上报南次郎，南次郎要求最迟在11月中旬将策动宋哲元搞出头绪。

　　11月11日，土肥原来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方案规定：在华北五省三市成立“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贤二为总顾问；由最高委员会主持军事；截留中央在五省三市之关税、盐税和统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之与日“满”结成一体；脱离法币制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扑灭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代以“东洋主义”；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权；在外交上亲日反共。土肥原限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为了配合土肥原，关东军更集结部队于长城一线，日本海军也出现在塘沽，试图进行武力恫吓。

　　宋哲元一面拒绝土肥原贤二的要求，对土肥原避而不见，一面公开发表谈话辟谣，表示不屈服于外力，绝对听命中央，并向国民政府请示应付方针。

　　对此，蒋介石多次鼓励宋哲元顶住日军压力。在11月16日，他致电宋哲元指出：

　　据报日军六列车在山海关下车示威，未知其对兄有所表示否，如彼以军队实行威胁，则兄更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中决不空言欺兄，必与兄共存亡……务望兄坚持到底不为威屈，则料彼无所用其技，万一决裂，照中所处置，不仅为国家争光，而我四万[万]之同胞皆必为兄后盾，亦不负我忠勇之将士也。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一面仍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以不卑不亢相周旋，如能以最大之忍耐，而加以最后牺牲之决心出之，则无不可为之事。

　　在最为关键的11月19日，蒋介石及时将日政府内阁和元老不支持土肥原实施强逼华北当局“自治”行为的情报通告宋哲元，使其心中有底。随后，蒋介石又托人告诉宋哲元，如万一“与日人决裂，以后官职地盘军饷毫不使其吃亏”。宋哲元遂在土肥原限期前两小时的19日下午1时，离开北平，前往天津回避。土肥原赶紧追到天津，继续胁迫，宋哲元予以拒绝，土肥原无奈之下只得承认计划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