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落后的行政管理手段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物流、人流造成的“障碍成本”有多高不言自明。国家应当尽快完善顶层设计，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明确，“限购＋限行”能不能被地方任意采用？

　　杭州汽车限购令“夜半鸡叫”在业界引发很大震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进行限购，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地方城市汽车限购的步伐了。

　　然而在记者看来，限购这种行政治堵、治污手段副作用巨大。一旦像传染病一样在一线、二线城市蔓延，对汽车产业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其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对市场经济供需关系的扭曲将使限购得不偿失。

　　分析各地目前采用的治堵、治污手段，对机动车“限购＋限行”成了标配的处方药。然而这种行政调控手段首先会破坏市场经济商品自由流通的属性。汽车作为一种商品，买卖之间本不需要额外的行政许可审批，然而打着治堵、治污旗号平白诞生的指标、配额成为居民正常消费的拦路虎。

　　为了限购落实执行，凡是限购汽车的城市又要附加对外地牌照汽车限行，这种管理思路蔓延下去，恐怕会限出挂中国各地车牌的汽车工作日高峰时段不能“串门”的咄咄怪事。

　　以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交通一体化来说，作为先行领域本应尽快互联互通，然而目前北京、天津“限购＋限行”的手段导致“京”字头牌照的汽车工作日高峰时段进不了天津城区；“津”字头牌照的汽车工作日高峰时段进不了北京城区；“冀”字头牌照的汽车工作日高峰时段更进不了北京和天津城区。表面看只是汽车难以“串门”，背后隐藏的物流成本高得惊人，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拦路虎。

　　欧盟申根国的汽车都可以在巴黎、柏林之间一路畅通，中国一个直辖市的汽车却不能“合法”地在工作日高峰时段进入仅仅相隔100多公里的另外一个直辖市的城区，这种落后的行政管理手段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典型的只管自己的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对物流、人流造成的“障碍成本”有多高不言自明。

　　从汽车社会与汽车产业对接的层面分析，“限购＋限行”这种处方药对产业的打击和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简单地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限行、限购，会对市场上中低端的自主品牌形成致命打击，会使限购城市的汽车流通产业元气大伤，会对市场经济原本的发展节奏造成严重干扰。最终，国家汽车产业政策和地方汽车社会管理手段成了分裂的两张皮。

　　记者认为，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采用“限购＋限行”手段，必须尽快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应当尽快完善顶层设计，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明确，“限购＋限行”能不能被地方任意采用？如果真到了必须采用的时候，其临界指标又是多少？其程序正义又应当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