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钱理群先生新作《我的家庭回忆录》于日前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回忆了钱氏家族在20世纪历史变迁中的起伏跌宕人生。钱理群先生作为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尤以鲁迅、周作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见长，那么其新作在寄托个人情怀同时，又怎样以“小家见大家”，凸显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与命运缩影？也许从钱理群先生对其父亲钱天鹤先生的回忆撰文中能窥得一二。

　　书桌上放着一本《钱天鹤文集》。

　　这是我编的书，为我父亲编的书。

　　这是一位“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半个世纪（1916-1958年）思考的结晶。

　　但早就被遗忘了——父亲被儿女们遗忘了，先驱者被研究者遗忘了。

　　随着从尘封的报刊里一篇篇文章被发掘出来，父亲的形象由模糊逐渐清晰，先驱者的业绩从陌生中日见显现，我就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遗忘”———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怪事为什么会在20世纪屡见不鲜？……同时涌上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面对遗忘，我应该作怎样的精神的承担？……我常常为此而惶惑不安，既渴望着出书——如我的一位哥哥所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赎罪；却又恐惧于出书——它的每一页都将展示我的被扭曲的灵魂与狭窄的学术眼光，使我无地自容，无论作为人之子或者学者……

　　书终于出版；而我，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它吗？有足够的力量思考它吗？

　　历史家们经常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在各个场合谈论20世纪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的历史，但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理会这分分合合的历史对由于种种原因参与其中、或受到牵连的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这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述里的问题的：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

　　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我多次想起国共两党的分裂在我们家庭的反映：父亲与一个哥哥选择了国民党，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那正是国共二次合作时期）还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副部长），主持全国农业工作先后达15年之久。而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二姐、二姐夫和四哥还是老红军、老新四军与地下党员。在作为家庭中的小弟弟、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我，特别是作为这段历史的研究者的我的立场上看来，这正是反映了国共两党分裂的深刻性：它一直影响到家庭成员内部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而对父兄们的不同选择，我则怀有同样的理解与尊重，同时也认为他们各自都有应该正视与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我也要坦白地承认，我对家庭中的几位老共产党员怀有更多的敬意，尽管（或者说是正因为）今天人们对他们当年的选择有着种种的议论。我所敬佩的是，他们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作出独立的选择，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路的。这在当时意味着：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时也不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更意味着对父兄所选择的道路的一种反叛，而不能不承受中国传统的无违为孝的道德观念的强大压力。在这个方面，我的共产党员的兄长们是承接了“五四”传统的：“五四”伦理变革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根本改变了子女对父辈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个人独立选择自己的理想、信念与人生道路的自由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同一个家庭（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传统的旧式大家族）的成员，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各自作出不同的选择，以至于在思想、信念上，行动上发生矛盾，有时这种矛盾还会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处理这不同的选择。

　　为父亲编选文集，我才知道，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一批自然科学家立志“科技兴农”，称为“农业派”，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兴办农业教育（父亲即是在海峡两岸农学界极有影响的金陵大学蚕桑系的创办人之一），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中国第一个中央农业研究所即为父亲创建），他们意识到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化，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领导，于是有一部分农业专家转而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父亲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主持全国农业领导工作时，提出了许多有关发展中国农业的战略全局的意见，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业商品化”的道路，必须以农民的实际经济收入的提高作为发展农业的目的，提出农业生产与农业教育、科研、工业、商业、运输、贸易、金融……统筹安排的设想等等。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这也是不能忽视与无须掩饰的事实）与其他原因，这些思想未能全面实现，却不应影响其在中国现代农业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我们建国后在农业发展中所走的许多弯路，与将这些在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中曾提出过的有价值的思想、设想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思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遗产”而拒绝研究，拒绝吸收、借鉴，将其强迫遗忘，是直接有关的。今天，大概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吧。这些年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失误的反省，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又变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理想化，这其实依然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在起作用，尽管看起来好像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客观、科学地研究国共两党分别执政时期的历史，仍是当前中国现代史（通史与专史）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此相关又有区别的是对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这些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在探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时，始终存在一个盲点，即是对自然科学家的忽略与排斥。其实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留美学生就成立了“中国科学社”（我的父亲是第一批会员与骨干），高举起了“科学”的旗帜，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自由集合体，他们创办的《科学》杂志是最早实行横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的，与成立于其后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是相互配合的。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同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着共同的目标，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情感、心理……），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又互为补充，相互渗透，忽略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我们的研究视野的极大局限。

　　看来，我们在回顾、总结历史时，最需要追问的，正是长期支配我们行为背后的基本观念，面对这样的对前提的质疑，需要的是正视的勇气、理论的彻底性，而绝不能遗忘与回避。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