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云吐槽四大行之后，工行首次就调整快捷支付限额作出回应——据3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工行结算与现金管理部处长王鈜在接受该报采访时称，从监管部门有要求开始，银行就一直在跟支付机构沟通，但他们认为客户体验是第一位的，坚决不同意客户开通快捷支付首笔业务时到银行签约的这种安排。

　　诚如工行相关负责人所说，2011年8月银监会出台了《关于加强电子银行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开通快捷支付首笔业务须到银行签约”。以此为准绳，近三年来，快捷支付确实是处于“违法”状态。

　　但是，吊诡的是，面对一直“违法”操作的快捷支付，近三年来，四大行为何均能长期容忍？

　　回答这个疑问，还是要回归市场经济永恒的主题：利益！

　　应该说，在去年6月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尚未涌现之前，快捷支付不仅对商业银行无法形成挑战，而且还可以给商业银行带来一定的收益。例如，早在2011年6月7日,支付宝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就包括：支付宝将选择工商银行作为支付宝的备付金存管银行。正因此，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四大行均能对快捷支付的“违法”行为“容忍”。

　　在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涌现之前，快捷支付的产业链条并不完整，快捷支付的账户体系不具备资金归集、投资理财等功能，这对商业银行的转账汇款，尤其是投资理财等方面根本无法形成挑战。

　　可是，在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出现之后，商业银行坐不住了，因为，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出现，使得快捷支付构成了初步的产业链条，快捷支付账户由此同样具备了商业银行的转账，尤其是投资理财的功能，而投资理财功能对社会资金的吸附和沉淀，这对商业银行的挑战堪称是致命的。

　　以余额宝为例,在阿里巴巴推出余额宝之前，尽管淘宝网交易量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左右，但支付宝的资金沉淀仅占到储蓄存款余额的0.5%左右,可是在余额宝推出后，仅余额宝的沉淀资金当下就已高达5000亿元，粗略再估算支付宝沉淀的资金为1000亿元，那么余额宝加上支付宝的沉淀资金总额应在6000亿元以上，则占到我国储蓄存款余额的近1.4%（2013年10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44万亿元）。

　　10个月不到，支付宝快捷支付体系（含余额宝）的资金沉淀就达到了如此规模，这显然动了商业银行的奶酪，因为这会造成商业银行的存款流失，而我国商业银行恰恰又过于依赖存款规模所形成的垄断利差收益。与这一核心利益受到冲击相比，第三方支付平台付给商业银行微薄的通道费（一般为千分之一以下），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针对四大行对快捷支付的集体“封杀”，监管部门应该及时表明态度，如认为原规定切实可行，应严格监督第三方支付机构执行，如评估原规定确实不符合当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要求，则应及时修订，给予互联网金融以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