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中，一些“问题村官”步入人们的视野：北京城区来广营乡的一名村干部将儿子的婚宴摆到了国家会议中心，并连摆３天流水席；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被曝家产过亿……

　　结合审议两高报告，某些村干部贪腐的问题成为人大代表们关注的话题之一。一些人大代表认为，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小‘村官”大腐败”问题将呈多发趋势，亟须加大村务信息公开，完善权力运行监管体系，将“村官”的权力也装进制度的笼子。

　　“村官”成为潜在贪腐高发人群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面向群众的街道干部、‘村官’成为贪腐的高发人群。特别是一些腐败‘村官’做事无法无天，涉案金额巨大，问题性质恶劣。”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刘蓉华说。

　　刘蓉华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征用农村土地，都要和“村官”打交道，一些“村官”政治素质不高，腐败问题严重。“近年来收到此类涉纪涉腐案件很多，大部分都是举报村官把土地补偿款贪污、挪用、截留、私分等。”据了解，２００８年以来，山西省共立查农村基层涉纪案件１２０７５件，结案?。保保叮担奔?，移送司法机关３５３人。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巫山县委书记何平也说，基层干部损害群众利益、违法违纪的问题多发。以巫山县为例，２０１３年，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此类问题的占了群众信访量的４０％，查办基层违纪违法案件占办案总量的６４．７％。

　　一些被曝光的小“村官”大腐败的案例更是令舆论震惊和愤怒。２０１３年２月，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被曝拥有２０亿元身家，后被查实涉嫌受贿，其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周伟思更在庭上直言，５００万元对他来说只是“一般的数目”，都记不清自己有没有收过了。

　　刘蓉华分析，“村官”贪腐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首先，在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方面谋取私利，少数村干部从中截留、克扣、套取、挪用、贪污征地补偿款和拆迁补偿款；其次，虚报冒领、贪污侵占、截留克扣惠农资金。“比如农村的低保，不是把最需要保障的百姓纳入其中，而是先照顾自己的亲戚。”此外，农村贿选问题也时有发生。

　　“村官”贪腐症结何在？

　　“‘村官’贪腐的症结在于，乡镇对村里的管理比较松散。选出来的村干部不是真正的老百姓带头人，而是为了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利。”刘蓉华说，这一问题在城中村更为严重，这些地方虽然已经成了城市，但还是按照农村来管理，拥有集体土地，围绕土地集结成一些利益集团，甚至形成了黑社会势力。

　　根据我国法律，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由村（居）民选举产生，受村（居）民监督。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居）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居）民代表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的要求。

　　但不少代表认为，在日常管理中，村干部几乎没有受到有效监督。“乡镇监督太远，群众监督太软，相互监督更是没谱”成为村干部缺乏监督的真实写照，村里大小事情都由他们说了算。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也说，现在各地都在搞村务公开，制度虽然好，但没有监督，难以落实。“村里只有纪检委员，是由副书记或支部委员兼任，都听支部书记的，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刘蓉华坦言，“村官”贪腐案件难以查处的原因，首先是他们势力强大，甚至寻找到了“保护伞”，“打招呼、求情的有的是。”另外，不少村集体财务制度不健全，很多都是通过现金走账，有时甚至几百万都是用现金支付，给侦查带来难度。

　　构筑起遏制“村官”贪腐防火墙

　　刘蓉华认为，遏制村官腐败首先要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目前，山西正在探索村账乡代理模式，并将村里的财务信息公布在阳光农廉网上。栗翠田具体介绍说，他所在的子干村正在试行这一模式，将资源、资金、资产的管理全部集中到乡里，村里没有账，也没有会计，相关收支都在山西阳光农廉网上公开。“去年还推出了手机版，村里老百姓都能看到，全部都晒在阳光下。”

　　其次，“村官”的监管体系亟须完善。刘蓉华建议，应强化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对村级政务、财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监督，保障村民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严格执行述职述廉及评议制度，村党组织、村委会负责人，每年要在规定的范围内述职、述廉，通过进行述职、述廉和村民代表评议，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

　　何平建议，应将对基层干部的审计制度化，如可以每３年对村里主要干部进行一次经济责任审计，将村干部房产、收入等重大事项申报纳入县纪委监察局统一管理、定期抽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