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白林）“目前我国现行的新药审评办法不批准证候用药，这种政策从根本上扼杀了证候用药的研发与上市，使中医药再也难以研制出像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丸等千古名药，这不仅不符合中医药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也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说。

　　吴以岭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说，临床常见的妇女特发性水肿，多认为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发病原因尚不清晰，其中医病名为“水肿”，病机常见肝郁脾虚，应用汉代名方当归芍药散加减疗效确切。但经多年临床实践和新药研发上报的“归苓消肿胶囊”却因西医尚无明确诊断而不能获批临床。

　　吴以岭介绍，“辨证论治”是中医药的核心内涵，其中“证”便是指证候，是患者各种症状集合而呈现出的证候类型，证候揭示了病机本质，“辨证”为“论治”提供依据，从而提出干预策略、治疗方法、组方选药，体现了中医药“理、法、方、药”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纵观两千年中医药发展史，正是辨证论治促进了理论和方药发展，其中证候用药占有重要地位。如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丸、防风通圣丸、大补阴丸等名方，至今仍是临床医生广泛应用的名方名药。”吴以岭说。

　　“然而，目前辨证在创新中药审批中的体现是西医病的证候类型。这样简单地把西医病和中医证机械地链接在一起，不能够完全体现中医特色。”吴以岭说，西医诊断不清而不让中药审批，可见对中医证候用药的偏见影响之深，这种审评既不能满足临床用药的需求，又影响了中药产业的发展，更限制了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

　　吴以岭建议，开放中医证候用药的审批，解决中医证候必须与西医病名诊断挂钩的问题，而应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大力促进证候用药的尽快开发，从而促进我国中医药学科进步和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