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医生对于医学的研究是无止境的。透过北京朝阳区万通中心AB座2层一间诊室的落地大玻璃，可见林立 的高楼扑面而来。40多年前，郑伟从这座城市离开，那时的北京还是另一副模样。“好多年没有讲普通话，想回来说说乡音，毕竟这是我从小长大的故乡。”在香 港、澳大利亚、加拿大求学、工作之后，在知天命的年纪，郑伟选择回到故乡。

　　回国工作是“一次挑战”

　　2013年7月，郑伟以新任外科主任的身份，来到北京和睦家医院。在此之前，他是被称为澳大利亚八大院校之一的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儿外科讲座教授，也是莫纳什儿童医院儿外科主任。

　　在澳大利亚既能做研究，又能兼顾临床诊断，为何转而回国发展?对郑伟的这一选择，有人不理解。“我回国不是随大流，随大流就不会有今天。”在他看来，回国工作是“一次挑战”，但还是想尝试一下。

　　对这个“挑战”，郑伟做过仔细考量。“我在国外讲英文或中文，都没优势。如果在国内，双语会有优势，而且国内的发展非常快，可发挥的空间大。你能想象5年后的北京是什么样吗?”

　　“但回来后是不是什么都会像我想象中那么顺利?”郑伟反问自己。他的答案是：不顺利也不打紧，与其从来没试过，不如试一下。“反过来，一个岗位一直做下去，机会就会受限了。我们读那么多书，怎么反倒把自己局限起来了?”

　　无论得失，郑伟已经在新岗位上开始工作，并把国外的医学理念融入到实践中。比如手术前，大家要先讨论;每周举行两次学术讲座，并且要总结梳理医生们接触到的各种病症等。

　　赴安哥拉做志愿医生

　　相比回国工作，郑伟另一个“不随大流”的选择是2000年赴非洲安哥拉做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志愿医生。那时他正在香港大学工作。对他的选择，很多人同样不理解，包括他的父母。“甚至有人说我是傻子。”

　　郑伟的担心是再回不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但志愿医生一直是我想做的，通常志愿医生中年轻人或者已经退休的居多，处于二者之间的少。我想自己既有经验，年龄也不是太大，这个时候去，对病人、对自己都是最好的。”

　　当时的安哥拉正在打内战，14个人的志愿者医生团队中，大多医生来自欧洲，只有郑伟一个华人。“我们是为了当地的难民而去，一般会处理三类病 症，一类是因为当地有地雷，平民踩中地雷负伤或者战伤，这样的情况占到约1/3;第二类是因贫困和卫生条件差引起的各种感染病;第三类是基本的外科病。”

　　1年的志愿医生经历让郑伟“终生受益”。“看到当地难民的生存状况，比比自己，觉得什么难事都不算什么了。”

　　回到香港，郑伟确实没有再回到自己原先的工作岗位，但他父母的态度却已完全转变。“我去非洲时，父亲非常反对，感觉压力很大。但我回来后，他却以我去过非洲为傲。”

　　43岁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正是在非洲的经历，让郑伟在43岁“有胆量”放下工作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我下决心最大的一次选择，甚至不知道读完之后能不能再继续从事之前的职业，但最终觉得只要自己喜欢就值得去做。”

　　当时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因为牺牲了好多去做这件事，必须要做好，但好在自己有临床经验这个优势。”

　　回忆起5年的博士生生活，郑伟觉得那是自己思想最自由的阶段。“有些基础研究类的文章第一次读，要四五遍才能读懂。因此一篇10到20页的文章，我会花一天时间反复去读。当时我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所有文章都熟悉。一辈子清醒地活那么一段时间很值得。”

　　在博士阶段，郑伟的研究方向是p63基因和膀胱外翻的关系，根据该研究完成的论文发表在了影响力很高的杂志上。2012年，由郑伟带领的博士及博士后团队发现了p63基因在膀胱外翻这一先天性畸形中的作用。

　　在发表文章问题上，郑伟的原则是“不求多，只求精”。“一生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这种想法也是他现在带国内学生的理念，“我不希望改变他们，只希望自己这种务实的态度能对他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